王公伟：人间佛教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道德提升返回

　一、宗教与道德

　　宗教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人类的道德密切相关，说道德起源于宗教也不为过。任何一种宗教都有一个核心的概念那就是神，神创造了一切。天堂和地狱几乎是任何一种宗教的核心教义，它给善良的人以希望，给行恶的人以威慑。这种理论框架在现代科学发展起来之前，一直是有效的。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天文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宗教中的天堂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宗教就无法再依靠这种理论框架来证明其自身和在社会中的作用。宗教必须从神创论转移，将重点落实到与人有观的问题上，这就是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可以这样说，无论宗教遭受了多大的冲击，在道德领域宗教仍然可以发挥作用。这一点，我们从梵蒂冈大公会议中的说明中可以看出其端倪。近代科学诞生之后，基督教与科学就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执，对哥白尼和伽利略的迫害，表明基督教并不甘心退出神创造世界这一宗教的传统领域。基督教教会最终承认进化论和为伽利略平反，表明基督教不得不从这一领域退出。实际上，对于基督教而言，这是一大解脱，将其从不擅长的领域里退出，从而为其在道德领域的拓展创造了条件。对于基督教而言，现代科学的发展固然缩小了基督教的适应范围，但是，科学并没有带来道德的进步，相反从某些方面来说，道德的问题更严重了。所以，基督教完全可以在这一领域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客观的天堂地狱被现代科学证明不存在，但是道德意义上的天堂地狱仍然是对人们行为的有效约束。

　　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宗教也不得不做出了很多适应性的改变，前面所说的宗教从科学领域中退出就是明显的表现。这是任何宗教都必须做的，对于佛教也不另外。佛教作为产生于古代的一种宗教，进入到现代社会，当然也有很多的不适应。如果不能做出改变，这种不适应就会阻碍佛教的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世界上存在的佛教流派在中国都存在，佛教徒的数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因此，中国佛教的发展预示着世界佛教的前途和命运。

　　二、人间佛教及其发展

　　中国社会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一直是处于世界发展前列的，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因为落后，经济和综合国力等方面都不是西方的对手。因此，在西方的进攻面前，传统的中国社会是无能为力的。面对近代落后这一残酷的事实，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他们主张中国要重新发展起来，必须重视教育。因此，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并认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寺院道观可以作为学校的校址，于是提出“庙产兴学”的主张，这一主张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他为此专门作《劝学篇》一书，在《劝学篇》中，明确提出用寺院来改建学堂，“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户，其物业皆有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这一主张的提出很快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这种思潮直接威胁到了佛教的生存。因此，佛教界不得不起来抗争，维护自身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太虚法师的所作所为尤为典型。太虚法师作为一名思维敏锐的僧人，很快认识到“庙产兴学”的背后逻辑。“庙产兴学”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接受，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佛教是无用的。而佛教之所以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是由佛教本身造成的。因此，佛教不能按照原来的老路走下去，必须改弦更张。于是，太虚法师提出佛教界必须进行革命。1913年，太虚法师在追悼寄禅和尚的法会上，公开提出关于佛教的三种革命：教理的革命、教制的革命和教产的革命。首先，太虚法师认为佛教在教理上必须改变过去那种注重死后问题的倾向，必须注重现实问题，应该发挥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以五戒十善作为人生的基本道德，进而提升和美化人生，所谓“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在此基础上，佛教还要进行教制的改革，也就是僧伽制度的改革。建设一个适应现代环境的新的佛教制度，对佛法盛衰有着重要的关系。太虚认识到，僧伽制度改革是佛教改革的先决条件，因此，他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阐述其改革佛教制度的系统设想，其中主要包括：一改革出家人的僧团生活，使其能够真正主持佛教，用佛教的精神救世救人;二组织正信会，使佛法永驻人间。在教产革命上，太虚法师主张对佛教的经济制度和财产制度进行改革，认为寺院财产应成为十方僧众公有，打破过去那种私人占有财产的恶习。寺院财产主要要用来兴办佛教教育事业，培养佛教青年僧才。同时举办社会慈善事业以扩大佛教的社会影响，从而改良佛教的社会形象。太虚法师的这一系列主张触动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因此阻力极大，最终没能推广。但是，太虚法师的主张却是不灭的。中国社会面临转折，作为社会一部分的佛教当然也必须随着发生改变，否则就可能被时代所淘汰。太虚法师的佛教革命，其基本思想就是要改变佛教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求佛教积极关注人生，注重现实，改变那种佛教不问世俗，超然于社会之外的状态。这是佛教的出路，也是佛教的唯一出路。太虚法师的改革不成功，就如同当时中国的很多的改革不成功一样，主要是保守的势力太强大。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间佛教的方向既然确立，那就是不可阻挡的。

　　太虚法师之后，由于中国社会的极端不稳定，因此，人间佛教只能作为一个火种存在，等待机会。1949年国民党政府到台湾，经过短时间的动乱之后，台湾基本稳定下来。人间佛教的理念有了发展的契机，印顺法师继承了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开始在台湾弘传人间佛教思想。印顺法师作为太虚法师的弟子，与太虚法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太虚法师的思想也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非常赞同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认为这是佛教发展契理契机的具体体现。太虚法师曾经说：“佛法所最著重的，是应机与契理。契机，即所说的法，要契合当时听众的根机，使他们能于佛法，起信解，得利益。契理，即所说的法，能契合彻底而究竟了义的。佛法要着重这二方面，才能适应时机，又契合佛法的真义。如专著重于契理，或不免要曲高和寡了;如专著重于应机，像一分学佛者，只讲适应时代，而忽略了是否契合佛法的真义，这样的适应，与佛法有什么关系?”对此，印顺法师非常认同：“现在所揭示的人间佛教，既重契机，又重契理。就契机方面说：著重人间正行，是最适合现代的需要，而中国又素来重视人事。”但是，印顺法师当时所处的台湾社会毕竟不同于太虚法师时期的社会。因此，印顺法师特别指出了人间佛教有可能走向庸俗化的倾向。我们知道，太虚法师主张人间佛教，要佛教改变那种过于注重死人的倾向，要深入世俗社会，要在人间建设净土。应该说，太虚法师的想法是好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的。但是，佛教毕竟是一个出家的团体，对世俗生活的积极参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太虚法师那里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印顺法师这里，则是存在的。因此，印顺法师非常警惕这一可能性。印顺法师说：“如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我进而称之为‘人间佛教’)，民国四十年以前，中国佛教界接受的程度是微小的;台湾佛教现在，接受的程度高些。但传统的佛教界，可能会不愿探究，道听途说而引起反感;在少数赞同者，也可能忘却自己，而陷于外向的庸俗化。世间是缘起的，有相对性，副作用，不能免于抗拒或俗化的情形，但到底是越减少越好!”印顺法师继承了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对台湾的佛教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后来台湾佛教的发展，基本上是在印顺法师人间佛教的思想框架下进行的。台湾佛教能有今天，与印顺法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宗教政策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佛教受其影响，处于垂危状态。改革开放后，政府改变了对宗教的态度，承认宗教的积极作用。因此，佛教也得到了解放，僧人开始重新进入寺院，佛教慢慢得到恢复。但是中国佛教的未来方向是什么，这个时期的大陆佛教并不是很清楚的。赵朴初提出的人间佛教的思想，为大陆佛教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赵朴初与太虚法师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赵朴初就与太虚法师认识。1947年3月7日，太虚法师将其所著的《人间佛教》一书赠送给赵朴初，勉励他要护持佛法。因此，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对赵朴初有着很深的影响。所以，当中国大陆佛教面临如何发展的关头，赵朴初自然地提出了人间佛教的发展理念。赵朴初在1983年的《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指出：“在当今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 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在此基础上，赵朴初提出了中国佛教要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他明确指出，中国佛教“从整体上和主流上看，它日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扩大开放的重要渠道。总之，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助力而不是阻力;是党和政府可以信赖的同盟者，而不是异己力量。”赵朴初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职务，因此，他的思想对于中国大陆佛教的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此之后，人间佛教思想成为大陆佛教发展的主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大陆佛教广泛开展各种活动，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佛教进入了良性发展阶段。

　　人间佛教是太虚法师面对中国社会转型，佛教面临生存危机提出的一种应对之策。太虚法师的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旧中国是无法得到实施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海峡两岸的佛教界都以人间佛教为佛教的发展方向，推动佛教的现代转型。台湾佛教以印顺法师为人间佛教的继承者，推动台湾佛教的转型，并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无论是星云法师的佛光山还是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等，无不是在人间佛教的理念下发展。大陆的佛教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迅速得到恢复。赵朴初推动中国大陆佛教以人间佛教为发展方向，开展各种活动。在赵朴初的推动下，无论是净慧法师的生活禅还是玉佛寺的都市佛教等模式，都得到了很好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大陆经济的发展，使佛教获得了很好的外部环境，大陆佛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

　　三、人间佛教与当今中国的道德转型

　　人间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的现代转型。佛教的这一转型与中国社会的变迁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社会过去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也就是说是以旧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在其之上的社会习俗和道德传统都是传统的。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整套系统都面临问题。中国的经济需要转型，道德等上层建筑也需要转型。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转型时期，总是混乱的，特别是在道德领域，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观念还在占据人们的头脑，而新的观念还没有形成主流。因此，是一种新旧更替或者说斗争的阶段。但是，宗教则不同，因为宗教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超脱于具体社会形态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宗教对于维系人心，维护社会的稳定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一点对于佛教也成立。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这一时期，因此，佛教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当今中国的道德体系非常复杂，各种各样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纠缠在一起。首先，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中国传统道德自汉代白虎观会议确定之后，历两千年而不变。因此，虽然社会在转型，但是原有的道德观念并没有销声匿迹，仍然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其次，社会主义道德是官方所提倡的道德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道德领域提倡社会主义道德，经历了几代人时间，最终在社会中形成了主流。尽管这一道德体系目前面临种种问题，但其仍然是官方认同的道德体系，也在社会中发挥着影响。再次，改革开放之后，实行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这三种是目前中国社会影响比较大的道德体系，它们都有着各自的信奉者，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此外，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其他国家的转型还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转型首先是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也就是从古代的农业社会到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一工作经历了近一百年的时间，仍在继续中。同时，中国的社会转型又是由传统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转型。因此，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复杂的，也是双重的，混乱也是空前的。中国要发展，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价值标准的混乱、人心不稳则是社会稳定的大敌。因此，从各个方面遏制种种混乱现象，将其控制在最低限度就是中国当前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佛教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今中国佛教继承的是人间佛教的理念，人间佛教在保持佛教原来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积极走向社会，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人间佛教摆脱过去的远离社会、不问世事的状态，开始积极参与社会。这为佛教参与当前的社会转型和道德的维护创造了条件。

　　佛教对当前社会道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信仰者也就是佛教徒的影响，一个是对非信仰者的影响。

　　对于佛教的信仰者而言，佛教是他们的价值观，是其人生的意义之所在。佛教无论怎样变化，其基本的理念是不变的，这种不变的理念对于佛教徒而言就是终生的信仰。一个佛教徒的终极目标是成佛，成佛就是要成为像佛陀一样的觉悟者，也就是要做到自度和度他。所谓自度，对于今天的佛教徒而言，就是自身要做到道德完善。这种道德上的完善并不是一种闭门不出的心性修养，而是要积极参与社会，为社会和他人作奉献，在奉献中体现自身。奉献的过程也是度他的过程，通过自身的所作所为，感召他人，共同来建设社会。这种自度度他的过程也就是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的过程。人间佛教将佛教的注意力从未来转向现在，从天上的净土转向人间的净土。要实现这一点，并不能依靠外在的力量，只能依靠每一个人的努力，每一个佛教徒在参与人间净土的过程中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其次，佛教徒对极乐净土的追求和对地狱饿鬼的恐惧，也是有利于当前道德建设的。当然，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佛教的鬼神轮回等理论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是，对于佛教徒而言，这是他们的信仰，是不能完全从理性来判断的。其实，对佛的神格化的信仰和对净土世界和地狱的信仰，并不一定从事实的角度来理解，也完全可以从道德的角度理解。所谓的净土无非是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升华，地狱无非是所有一切丑陋事物的集中体现而已。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于丑陋事物的厌恶是每个人的本性。因此，佛教徒的这种信仰完全可以做到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对于净土世界的追求，自然需要人们做各种各样的功德。这些功德自然是与佛教有关的，但是必须在世俗社会才能实现。事实上，在反映净土思想的经典中，对这一方面有很多的论述，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比如在反映西方净土世界中《观无量寿经》中，就明确提出要孝顺父母，做各种善事，然后通过念佛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所以，从希望往生净土的角度而言，佛教徒也必须遵守世俗的道德，做道德的楷模。同样的道理，对地狱饿鬼等恐惧，也有利于道德的发展。对于佛教徒而言，追求的是净土，恐惧的是地狱。而最终决定地狱还是净土则是人在俗世的表现。为了免于将来的地狱，免于将来的轮回，佛教徒自然要做好事，做积极的事情。

　　因此，从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说，要想成佛，首先必须在世俗社会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必须做好事，做好人。即使成佛的目标达不到，要寄希望往生净土世界，避免堕入地狱，也必须积极做好事，守道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从其佛教本身的信仰出发，必然在世俗社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一个肯积极帮助别人的人。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存在，对于维护社会道德，维系人心，当然具有积极的作用。

　　当然，佛教的这套信仰体系对于非佛教徒则是无效的。没有佛教信仰的人自然不会去追求往生净土，而地狱饿鬼等对于他们也没有威慑性。那么是不是说，佛教对于非佛教徒就没有积极意义了呢?我们认为不是这样，佛教仍然具有其积极的作用。

　　首先，佛教界从人间佛教理念出发所开展的社会慈善活动对人们有积极的作用。慈善活动是当前人间佛教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方式。各地的佛教团体和寺院都做了很多的事情，这对于提升佛教的地位无疑有积极的作用。人们可以不信仰佛教但是不能不承认佛教的积极作用。同时，由于社会方面的原因，官方和一些私人的慈善组织和活动受到一些质疑，公信力不足，带来很多消极影响。致使一些具有爱心的人要为社会奉献，找不到适当的机构。而佛教界所管理的机构和组织，则具有很强的公信力。这是因为，佛教的这些活动的背后是由佛教的信仰支撑的。在人们的心目中，佛教徒不会做出有损于社会的事情，更不会将人们的爱心玷污。因为这样就会导致他们受到惩罚。因此，参与佛教的慈善活动就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在这一方面，佛教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其次，佛教徒的榜样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在当今社会，榜样则是非常缺乏的。新中国所确定的榜样由于时代的关系，逐渐失去了影响，而新的榜样并没有诞生或者起到应有的作用。而过去传统社会的道德榜样，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因，也不再有号召力。一个转型时期的社会，处于迷茫状态，人们实际上是需要道德榜样的。因为社会中的榜样可以为迷茫的人树立前进的方向，为坚守道德的人提供同路人。一些佛教徒无论是其道德操守还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系，都可以当之无愧的成为时代的榜样。这些榜样的存在，自然会对社会的道德提供有力的支撑。

　　四、小结

　　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宗教在很多领域都遇到了挑战。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完全动摇了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天堂地狱的理论框架。宗教被迫进行转型，从而将道德作为宗教的坚固堡垒。宗教的这一转变是成功的，保持了其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引领作用。中国的人间佛教的理论提出，实际上也是宗教现代转型的组成部分，不过人间佛教的产生所面临的问题更复杂而已。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社会转型之一，所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在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种种的失范现象，特别是道德方面的失范更为明显。人间佛教的理念，将佛教从古代佛教中解脱出来，为佛教参与社会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的失范也为佛教提供特别的契机。人间佛教一方面为佛教徒提供了道德支柱，另一方面也为世俗社会的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从而鼓励人们向善，抵挡社会的不良现象，进而提升社会的道德境界。可以预见，人间佛教必然会在社会中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价值也必然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彰显。人间佛教必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的发展方向，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持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