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东风：中国近代佛教史迹寻影返回

　　一、引 言

　　铃木大拙(1870-1966)是二十世纪日本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学者。关于他的经历和业绩，通常最受关注的是他旅居欧美以及向西方世界宣传介绍东方的思想文化、特别是佛教禅学的一面，而他与中国的关系则被严重忽视。实际上，铃木与中国也有深厚的联系，仅就其经历而言，他生前曾两次到中国访问。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那是一次中国佛教之旅，时间在1934年5月6日到6月19日，铃木大拙和中村戒仙、高畠眉山、藤井静宣、斋藤贞一等五人专程来到中国，历时约一个半月，目的是考察当时的中国佛教现状。他们先后到上海、杭州、宁波、苏州、镇江、南京、北京、沈阳等地，走访了许多著名的佛寺、道观、大学、图书馆及名胜古迹，会见了当时中国佛教界、学术界以及政界的许多重要人物。在铃木的经历中，这是一次直接、广泛地了解当时中国佛教现状的机会，它不仅是近代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重要事项，而且涉及到中国近代佛教史的许多方面，因而通过对他这次访华经历的考察，可以了解许多被忽略、被遗忘或记忆模糊的近代佛教史实。

　　关于这次访问，笔者几年前曾经作过追踪考察，并有部分成果发表。在考察过程中发现，铃木当初经历过的许多与中国近代佛教相关的事项，诸如他访问过的某些佛教场所、他接触过的某些佛教人物、他看到的某些佛教事件等等，如今早已人事皆非，相关的旧迹或已消失，或改作他用，或颓废破烂，相关的人物和事件，或被遗忘殆尽，或仅有残缺的记忆。本文根据铃木当时留下的照片、事后写成的访问印象记(日文《支那佛教印象记》和英文《中国佛教的印象》)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以他在北京的访问活动为线索，就他当初经历过的场所、人物、史实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中国近代佛教的某些侧面。

　　铃木大拙访问北平(今北京)的时间是6月6-14日。其间先后访问了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东方文化事业部、北平图书馆、白云观、雍和宫、天坛、颐和园、某育幼院、景山、中山公园、观音寺、龙泉寺等，会见了钱稻孙、蒋梦麟、胡适、祁大鹏、桥川时雄、觉先等许多人物。这里只谈其中与佛教及佛教研究有关的部分。

　　二、铃木与胡适的相会

　　在近现代的禅宗研究史上，铃木与胡适的交流是著名的佳话，而他们在北京的交流，就发生在这次访问期间。当时铃木与胡适会见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北大偶然相遇，第二次是6月9日铃木拜访胡适，第三次是在东方文化事业部的聚会。照片资料中有一张铃木与胡适的合影，根据照片题记，这张合影摄于6月9日。胡适当天的日记也提到铃木来访，但没有说明会见的地点是在何处。从这张照片来看，二人立于一座建筑外面的台阶之上，台阶上有精美的汉白玉石栏杆，这样的建筑很可能是当年北大校内的某座校舍，因此可以推测，铃木是到北京大学访问了胡适。

　　铃木大拙与胡适

　　此次是他们的第二次会见。就在半年之前，二人曾在日本横滨见面，当时谈到了禅宗文献的话题，此次在北京的会见，依然是这种交流的继续。关于这次访问，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铃木大拙(贞太郎)来访，赠我:

　　敦煌本《神会语录》

　　敦煌本《坛经》

　　兴圣寺《坛经》

　　佛光国师年表塔铭以上各三部

　　Essays in Zen Buddhism(Third Series)〔《禅宗论文集》(第三种)〕

　　敦煌本《神会语录》的一本流入日本，由石井光雄影印;此次又由铃木校点排印。此本大体同于我校印的神会长卷，但首幅比我的少，末幅比我的多。其所多者甚可供研究。

　　此卷尾有题记:

　　唐贞元八年岁在未，沙门宝珍共判官赵看琳于北庭奉张大夫处分令勘迄。其年冬十月廿二日记。

　　唐癸巳年十月廿三日比丘记。

　　贞元八年为壬申(792)，未年当为七年(791)，八字误也。其后之第一癸巳为元和八年(813)，第二癸巳为咸通十四年(873)。

　　此卷为八世纪末叶之本，可以推知我的长卷比这本当稍早，近于神会生时了。

　　铃木此本曾用“胡适本”校对，功力甚好，但仍有误字可校。我当重校一本。

　　这里提到的敦煌本《神会语录》，全称《敦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这个敦煌写本原为石井光雄个人收藏，1932年，石井将其影印发行，俗称“石井本”，以后铃木大拙与公田连太郎又以石井本为底本加以校订，校订时参考了胡适的《荷泽神会和尚遗集》，从而成为第二个敦煌写本神会语录校勘本。在此之前，胡适已有敦煌本神会语录的校勘成果，通常称为“胡适本”，收在1930年出版的《荷泽神会和尚遗集》。胡适本与石井本的内容大体相同，但是文字互有出入，特别是在结尾部分有明显的差异。铃木在对石井本作了校勘之后，还为这个写本作了一篇《解说》，其中的要点，一是对两个本子加以比较，指出石井本是胡适本的另一种抄本，两本相较，石井本在卷首部分阙文较多，卷中部分两本大体一致，文字互有出入，而胡适本的阙字和错乱相对较多;二是说明神会的历史地位以及敦煌本神会语录的价值，认为通过敦煌本可以重新认识神会在禅宗史上的重要地位;三是对石井本的卷末题记作了考证。铃木的校订参考了胡适本，因而此次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送给胡适。胡适认为铃木的校订“功力甚好”，但是仍有误字，所以希望进行重校，不过这项工作直到他的晚年才得以完成，在他去世以后，以手稿本的形式收在《胡适校敦煌唐写本神会和尚遗集》当中。

　　另外，胡适对石井本《神会语录》结尾部分的内容更为关注，这个部分恰恰是比胡适本多出的部分，胡适认为“甚可供研究”。关于这一判断的理由，胡适没有说明，但是可以通过他的相关研究看出。实际上，这个部分的内容是对《金刚经》的强调，以及禅宗传法世系的叙述，而禅宗的传法世系正是胡适的禅宗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之一。胡适很早就注意到禅宗的传法世系是后人逐渐编造出来的，它涉及到法统之争，认为通过考察禅宗传法世系的形成，可以看出禅宗的真实历史。因此，胡适对于石井本的这个部分也特别敏感。

　　在对神会的历史地位和敦煌本神会语录的评价上，铃木和胡适的看法基本一致，他根据敦煌写本资料，对神会思想的特点作了更为恰当的叙述，对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也作了新的估价。在此之前，胡适曾在《荷泽大师神会传》里指出神会思想的特点是尊崇《金刚经》，认为神会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但是胡适的观点并未引起积极的响应，这种情况未免让他感到寂寞和失望。可是没有想到，远在东瀛日本，却有铃木的观点与他遥相呼应。根据铃木在1948年的记述，他们当时也谈到了这个话题:

　　记得在北平和胡氏谈到了《神会遗集》。胡氏说:“我虽然出版了《神会遗集》，可是在自己国家的学者中没有人对这本书做出响应，倒是在邻国却有像您这样的人，真是难能可贵。”胡氏好像对本国的学者没有世界眼光心怀不满，这种情况在哪个国家都一样，都是鼠目寸光。要之，不管是在中国或日本，苟志于学者，就不能放弃作一个世界人的想法，不能没有把自己的言论传向全世界、不唤起反响绝不罢休的决心。

　　实际上，当初铃木颇为欣赏胡适的《神会和尚遗集》，对胡适“用极为细密的批评眼光整理材料”及其“敏锐的才能和科学的见地”而感到钦佩。铃木在校订石井本时参考了胡适的著作，而且对神会的评价也受到胡适的影响，只是他的提法比胡适更为谨慎，不像胡适那样言之过激。不管怎么说，二人的观点基本同调，他们是最早根据敦煌资料对神会进行重新评价的学者。至于对石井本年代的考证，二人的结论也是一致的。

　　胡适提到的敦煌本《坛经》，就是《大正藏》第48册中收录的《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这部《坛经》原来也是敦煌写本，收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后由矢吹庆辉收入《鸣沙余韵》，铃木与公田连太郎又对此本加以校订整理，题名《敦煌出土六祖坛经》。

　　兴圣寺本《坛经》原藏日本京都兴圣寺内，是十七世纪初期在日本复刻的北宋本《坛经》，1933年由安宅弥吉影印出版，后由铃木和公田连太郎加以校订，全称《兴圣寺本六祖坛经》。

　　以上三个本子都是对当时新发现的慧能及神会资料的校订，于1934年4月由日本森江书店出版，铃木把这些刚刚出版的资料带到中国，先在上海送给鲁迅，后在北京送给胡适。

　　佛光国师可能是指无学祖元(1226-1286)。祖元是中国南宋和日本镰仓时代的禅僧，无准师范禅师法嗣，原在浙江一带修行传法，南宋灭亡以后东渡日本，先后住持镰仓建长寺和圆觉寺，深得北条时宗和镰仓武士的敬重，后被尊为日本临济宗佛光派创始人。铃木送给胡适的《佛光国师年谱塔铭》，大概是关于无学祖元的资料。因笔者尚未见到这个资料，故不知是否为铃木整理。

　　铃木与胡适生前曾多次相会，通过相互交流与切磋，双双成为禅宗研究领域的泰斗。这次在北京的相会，对二人的禅宗史研究意义深远。

　　三、北平图书馆和东方文化事业部

　　在北京期间，铃木两次到北平图书馆访问，目的就是查找敦煌写本禅宗资料。北平图书馆位于今北京文津街7号、北海公园西侧，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87年迁至今址，1998年更名为国家图书馆。照片资料中有一张铃木等人在北平图书馆本馆门前的合影，编号1889，前排左起为铃木、诶巴雷特夫人、杨维新，后排左起为阮鉴光、高畠，照片下有题记:“北平图书馆诶巴雷特夫人，杨维新先生 6.11”。可见当时铃木与诶巴雷特夫人、高畠、阮鉴光等一起访问了北平图书馆，而接待他们的是杨维新。关于诶巴雷特夫人的情况目前不详，后来铃木在“写真细说”里提到:“在北平逗留期间，诶巴雷特夫人(曾到京都南禅寺访问)与我们同行”。南禅寺位于日本京都市内，是日本临济宗南禅寺派大本山。诶巴雷特夫人此前曾访问过日本京都的南禅寺，也许在那时与铃木相识。两天后，即6月13日，这位西洋女人又陪同铃木一行访问了北平的观音寺和龙泉寺，大概她对东方的佛教颇有兴趣。照片资料中没有铃木一行当天在其他地方的留影，很可能他们在北平图书馆逗留了较长时间。

　　在紧张的访问日程中，铃木两次造访北平图书馆，并与钱稻孙、杨维新等北京图书馆人员相接触，显然是为了便于查找资料。事实上铃木到北平图书馆是有备而来，他在访问之前曾参考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但是还不足以判明这些资料的详细情况，因而利用此次机会，到北平图书馆作进一步调查。结果不虚此行，他不仅找到了若干事先期待的资料，而且后来还把它们整理出版，即1936年出版的《敦煌出土少室逸书》和《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其中主要是达摩和南宗的资料。通过在北京的资料调查，铃木的敦煌禅籍研究更上层楼。

　　除了胡适以外，铃木还有一次和多位中国学者的聚会，时间是在6月13日晚，地点在东方文化事业部，聚会的召集人是桥川时雄。

　　东方文化事业部，全称“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原址位于北京市内东厂胡同，是日本政府设在北京的对华文化事业机构，因其背景为日本外务省的对华文化机关“文化事业部”，故又称“东方文化事业部”。1926年成立，研究工作主要是《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编纂(其成果结集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13卷，1971-1972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日战结束后被中国政府接收，会址划归民国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成立后划归中国科学院。东方文化事业部本馆建于1930年前后，2007年春被拆除。当年胡适的住宅就在附近，北京大学也相距不远。照片资料中有一张铃木等人在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院内的留影。当铃木来访时，该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为桥川时雄。

　　桥川时雄(1894-1982)是著名的汉学家，日本福井县人。1918年赴北京，历任共同通讯社、《新支那》报社、《顺天时报》报社记者。1920年至九江访问陶渊明遗迹。1928年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32-1945年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务委员署理，为该机构实际负责人。1943年与周作人等在北京成立东方民俗研究会，任干事长。在华期间还曾兼任北京多所大学教职。1946年回国，1948年任京都女子专门学校(京都女子大学前身)教授，1952-1957年任大阪市立大学教授，1957年获文学博士称号(关西大学)，1958-1971年任二松学舍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曾翻译粱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1923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年)、冯至的《杜甫传》(1955年)等，著作有《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另外还有大量关于中国文史方面的论文。

　　出席这次聚会的除桥川时雄和铃木大拙以外，还有中国学者胡适、徐森玉、钱稻孙、汤用彤、胡鸣盛、杨维新，一共八人。

　　徐森玉(1881-1971)是著名的文博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当时为东方文化事业部图书馆主任。徐森玉还是一位佛教居士，曾作为中国佛教代表团成员出席“东亚佛教大会”，又是韩清净主持的法相研究会和三时学会的主要成员，1933年参与山西赵城藏的调查和《宋藏遗珍》的编辑。新中国以后，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上海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文革”期间被抄家、批斗，最后含冤而死。

　　钱稻孙(1887-1966)是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教育家。出身书香世家，是著名学者钱玄同的侄子。早年随父赴日本，中学毕业后回国，不久又随父亲赴欧洲，先后在比利时和意大利留学。1910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兼任北平图书馆馆长。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钱受清华大学委托留校，以后任日伪政权属下的北京大学秘书长、校长兼文学院院长。抗战结束后，以汉奸罪被捕入狱，后因病获释。新中国时期，先在山东齐鲁大学教医学，后调回北京，在卫生部出版社当编辑，1956年退休，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聘为特约翻译。1966年8月被红卫兵抄家、毒打，不久去世。1980年代平反，“汉奸”罪名被取消。钱稻孙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又精通日本文化，铃木到北京伊始就先行拜访了他，此次是第二次见面。

　　汤用彤(1893—1964)是著名的佛教史和哲学史学者。曾在美国留学，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新中国时期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同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

　　胡鸣盛(1886-1971)是著名的文史学者。曾在北大国学研究所、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任教，参与整理明清档案，后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写经组组长，主持编写敦煌写本目录。1935年以后历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故宫博物院特询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期间返回故乡，新中国期间曾任湖北应城县副县长。铃木来访时，胡氏正在北平图书馆任职，而且是敦煌写本编目的负责人。

　　杨维新的情况不详，目前仅知他在1930年代为北平图书馆编纂部馆员，或说为该馆日本部主任，通日文，有论文《中国印刷起源》，译文有《新罗真兴王“巡狩管境”碑考》(今西巃著)、《高丽朝大藏经考》(池內宏著)等，曾参与梁启超藏书的编目(1933年完成，书名《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200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仅从这些情况也可看出他是一位博学的学者。

　　由此可见，当时参加聚会的中国学者，或在图书馆任职，或熟悉敦煌文献，或是佛教学者，或精通日本文化，特别是当时由徐森玉、胡鸣盛、杨维新等人编写的《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已接近完成，他们对于铃木了解中国的佛教以及调查敦煌文献，都可以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因此这次聚会显然和铃木的调查目的有关。

　　关于这次聚会，胡适在当天的日记里有如下记载:

　　桥川时雄宴请铃木大拙，约钱稻孙、汤锡予、徐森玉与我作陪。桥川送我一部常盘大定的《宝林传之研究》，附有日本出现的《宝林传》第六卷影本。携归读之。

　　可见这次聚会是为了招待铃木大拙，同时邀请胡适等中国学者作陪，当时桥川把常盘大定的《宝林传之研究》送给了胡适。《宝林传》成书于贞元十七年(801)，是目前所知最早按照西天二十八代的祖统说编写的禅宗传灯史。此书原有十卷，未见有全本流传。1932年，常盘大定发现了京都青莲院收藏的《宝林传》第六卷写本，次年将其研究成果发表于《东方学报》第四期，然后又将此成果与《宝林传》第六卷写本的影印件合为一书，题名《宝林传之研究》，于1934年3月出版。胡适一向关注禅宗祖统说的形成经过，而此书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桥川是胡适的好友，大概了解他的研究兴趣，于是把这个刚刚出版的本子送给了胡适。

　　顺便一说，1933年山西《赵城藏》发现之后，徐森玉前往调查，从中选出四十六种孤本编辑为《宋藏遗珍》，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在《宋藏遗珍》中就有《宝林传》的第一至五卷和第八卷，并补进常盘大定发现的第六卷，后来常盘也将《赵城藏》本的《宝林传》残卷与他自己发现的第六卷合成七卷本，正是由于中日两国学者的努力与交流，才使《宝林传》的大致面貌得以再现。胡适当晚将常盘的新著“携归读之”，后来也对《宝林传》作过研究，在他晚年的《跋宝林传残本七卷》一文中，也有对常盘此书的参考。而常盘当初在对《宝林传》第六卷写本进行研究时，为了与古本《坛经》相对照，曾向铃木借阅兴圣寺本《坛经》的资料。总之，在《宝林传》一书的发现、整理和研究过程中，不仅凝聚了中日两国学者的心血，而且还穿插着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佳话。

　　东方文化事业部晚宴合影 东方文化事业部的最后身影(2007年4月8日)

　　关于这次聚会，当时留下照片一幅，画面是铃木等八人的合影。照片的原物至今保存在松冈文库，照片衬纸的上方有铃木手写的人名，从右往左依次为:胡鸣盛、杨、稻孙、桥川、self(自己)、胡适、徐鸿宝、汤用彤，衬纸的下方印有“北京山本照像馆”的字样。铃木坐在中间，胡适等六位中国学者分坐两侧，桥川站在铃木身边。又从“北京山本照像馆”的字样可以得知，这张照片是由北京的山本照像馆拍摄制作的。铃木回国以后，把这张照片放大冲洗，嵌入精美的相框，可见他对这次聚会的重视。

　　铃木在《支那佛教印象记》里也收录了这幅照片，并在照片下面附有说明:

　　东方文化事业部的招待宴北平于东方文化事业部(6.13)右起胡鸣盛先生(北平图书馆)、杨维新先生(同)、钱稻孙先生(清华大学教授)、桥川时雄先生(文化事业部主事)、铃木大拙、胡适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徐鸿宝先生(东方文化图书馆主任)、汤用彤先生(北京大学教授)

　　根据这个题记，可知宴会参加者当时的身份，并可断定宴会的地点就在东方文化事业部。

　　1980年，桥川时雄在接受回忆采访时也谈到这次聚会:

　　胡适去南方是在什么时候呢?佛教学的铃木大拙到我这里来过，大概就是在那之后不久吧。大拙的著述里就有当时的旅行记(《支那佛教印象记》，昭和九年十月刊)。铃木在美国好象和胡适很亲近，所以铃木先生来了以后马上就说“想见胡适”。于是我就打电话，一起吃了晚饭。结果胡适高高兴兴地来了，顺便还把研究佛教史和各种专业的同伴带来了。大家围着桌子，东拉西扯地聊到夜里很晚，两个人都很高兴。胡适说“一定要给咱们拍张照”，所以夜里很晚还把照相馆的叫来……。当时的照片就在铃木的著作里。我记得胡适离开北京是在那之后不久的事情。

　　这里所说的“胡适去南方”，是指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后胡适离开北京;“一起吃了晚饭”就是指1934年6月13日晚的聚会。从桥川的回忆来看，大概当天下午铃木就到了东方文化事业部，他提出要见胡适，于是桥川打电话约胡适参加，而胡适又把其他几位中国学者叫来一同作陪，宴会上大家海阔天空地神聊，都很开心，最后胡适提议合影留念，于是把山本照相馆的人叫来拍摄了这张照片。可见当时聚会的气氛欢快而融洽。

　　不过桥川的记忆也有不准确的地方，他似乎把铃木与胡适在美国的亲近记成了这次聚会之前的事情。实际上铃木与胡适在此之前还不曾在美国相遇，他们在美国的交往发生在十几年之后，那是1950年代的事情了。另外，在桥川时雄的访谈回忆录里也收录了这张合影，照片下附有说明:

　　胡适的招待宴(1934年)左起尚秉和、徐鸿宝、胡适、铃木大拙、桥川时雄、钱稻孙

　　这个说明把照片里左起第一人说成尚秉和，没有提到汤用彤、杨维新、胡鸣盛三人，这一点与胡适和铃木大拙的记述不同。笔者于2008年12月25日访问了汤用彤之子汤一介先生。据汤一介先生说，1934年时他只有7岁，如今对父亲当时的形象已经记忆不清，不过照片中这个人物与父亲的相貌特征比较相合，可以肯定就是汤用彤先生。

　　四、铃木看到的佛教场景

　　6月10日，铃木一行访问了雍和宫。雍和宫犹在，位于北京旧城区内东北角、今雍和宫大街路东，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寺。铃木一行来此访问，拍摄了十二幅照片。铃木在“写真细说”里说:

　　雍和宫门前北平，安定门内(六月十日)

　　雍和宫年轻的喇嘛僧们(六月十日)

　　去白云观之后，下午半天在雍和宫，把寺内通通看了。特别是傍晚，听到年轻喇嘛僧的读经，加上大喇叭和鼓声，更有一种神秘的庄严气氛。

　　雍和宫客堂前合影 雍和宫的喇嘛

　　当时的照片中有两张与喇嘛的合影，一张摄于雍和宫门前广场，一张摄于客堂门前，一起合影的喇嘛都是蒙古人;另外，还有一张照的是三个蒙古小孩。由此看来，当时雍和宫里的喇嘛主要是蒙古人。另有一张照的是喇嘛们列队步入大殿的场面，他们多很年轻，有的看上去还是孩子，大概因为感到新鲜，不禁转过脸来对着相机方向窥视。铃木一行对雍和宫里所看到的也同样感到新鲜，所以他们除了拍摄建筑物之外，还拍摄了一位留着长胡子的罗汉僧、以及前来参访的游客，而对于喇嘛的装束，似乎对他们头上戴的高帽子特别感兴趣，因此他们特意拍摄的喇嘛差不多都戴着又高又大的帽子。蒙藏佛教原为一体，通过铃木在雍和宫看到的场景，可知这种传统在当时还有遗存。

　　西直门外育幼院

　　照片资料中有一张铃木等人在一家育幼院门前的留影，照片下有题记：“幼育院西直门外。”可知该育幼院位于北京西直门外一带，但目前无法确认其具体地址。

　　从照片看去，这家育幼院的院落相当不错。关于该育幼院的情况，铃木没有留下说明。不过，他在《支那佛教印象记》里谈到此次访问中看到的佛教福祉事业，其中提到了韩清净:

　　在社会事业方面，好像没什么特别显著之处，但是设立了孤儿院的地方，在南京、北京、杭州都有，医院也在北京三时学会的清净居士的努力下建立起来。这是颇为现代化的医院，虽然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按照这位居士的计划，看上去像是相当齐备的医院，相信数年之后一定能作好出色的慈善性经营的准备。

　　这里提到的“社会事业”就是指佛教的社会慈善事业，“清净居士”就是指韩清净。其中提到的那所医院，刚好成立于1934年6月，名为“大良医院”。从铃木的记述来看，他在北京了解到韩清净所主持的佛教慈善事业，而这家育幼院或许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关于韩清净和三时学会，一般只注意他们的佛典讲习和研究事业。通过铃木的记述，得以知道他们在从事佛教学术研究之外，还曾积极开展佛教慈善事业的一部分事实。不过遗憾的是，铃木到访过的育幼院以及韩清净创办医院的具体情况，今已不知其详。

　　韩清净(1884-194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佛教居士，原名克定，又名德清，河北河间人。出身书香世家，18岁中举，后倾心佛教，1921年在北京成立法相研究会，后在云居山闭关，潜心研究佛典。1925年赴日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1927年成立三时学会，任会长，会员多为著名学者和学僧，如叶恭绰、梅光羲、朱芾煌、徐森玉、周叔迦、赵朴初、巨赞、周绍良、石鸣珂(芝峰)等，主要从事法相唯识学的讲习、研究、译述、出版，又曾参与《宋藏遗珍》中唯识类经典的调查和整理，并开展慈善事业。韩氏本人尤长于法相唯识学的研究，有唯识类著述多种，时人将他与南京的欧阳竟无并称为“南欧北韩”。三时学会的会址设于今北京市内北长街27号，1956年停止活动。

　　五、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在北京期间，铃木一行还访问了观音寺和龙泉寺。当时在观音寺拍摄了照片三幅。一幅编号1885，是铃木等七人在观音寺某殿门前的合影，前排为觉先大和尚和两位中国僧人，后排为铃木、诶巴雷特夫人、高畠、斋藤贞一。另一幅编号1886，是铃木等六人在同一位置的合影，前排是觉先和另外两位中国僧人，后排为铃木、诶巴雷特夫人、高畠，照片下有题记:“觉先大和尚观音寺 6.13”。第三幅是大约十名中国儿童和高畠的合影，他们站在观音寺内某正殿与偏殿之间，照片下题记为“孤儿院观音寺”。根据这些照片，可知当时到观音寺访问的有铃木、诶巴雷特夫人、高畠、斋藤贞一，接待他们的是觉先大和尚等人;另外还可以知道当时觉先应住此寺，寺内办有孤儿院，至少收养了十名以上的儿童。

　　关于这座观音寺，铃木没有更多说明，那么它究竟在哪里呢?据有的学者统计，北京历史上有许多大小不等的观音寺庙，或称“观音寺”，或称“观音院”、“观音庵”、“观音堂”、“观音庙”等等，其中仅“观音寺”就有五十三座，包括原城区十九座，郊区的三十四座。在这么多的观音寺中，要确定铃木访问的是哪一处，还要从觉先说起。

　　观音寺，铃木和觉先大和尚 观音寺的孤儿

　　觉先是当时北平最有影响的僧人，但笔者尚未见到有关他的详细资料。根据释东初和水野梅晓的记载，觉先俗姓郑，湖北襄阳(或说宜城)人，少年出家，光绪皇帝御赐“觉上先人”法号，成为京师大和尚。曾赴日本，戊戌变法前回国，与谭嗣同私交甚厚，谭氏被杀以后，因伤心而双目失明(或说自民国元年失明)。民国初期，为维护庙产而带头反对内务部的《管理寺庙条列》。曾任北平佛教会会长、北平佛教平民教育联合会主席。1929年9月，率北平佛教界约两千人请愿，抗议北平电车公司人员霸占铁山寺，勇敢抵制当时的反宗教运动，终将寺院收回。曾奔走南北各地，呼吁佛教革新，提倡佛教现代化，并创办学校和孤儿院，当时龙泉寺内的孤儿院就是他所创办。总之，觉先一方面反对佛教保守势力，积极从事佛教革新运动，另一方面为维护佛教的合法权益而勇敢抗争，因此赢得人们的尊敬。1920-1930年代，到北平来访的日本僧人大多拜会过他，由此也可看出他时在当北平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

　　根据一些零散的记载，可知觉先住在当时象坊桥或国会街的观音寺。据《北京庙宇征存录》：“观音寺在国会街四十六号，僧觉先，碑一，龙泉寺下院”;又据王同祯的《北京寺庙一览》，此观音寺在“西城国会街西顺城街”，建于明代。可见这座观音寺位于国会街，始建于明代，当时觉先为住持，该寺是龙泉寺的下院。由于明代曾在这一带设有象坊，附近有桥，所以旧称“象坊桥”;明国初期为国会所在地，所以又称“国会街”。如今象坊桥和观音寺都已消失，极少有人知道这个地名和寺院，其原址位于北京宣武门内西侧，即今宣武门西大街北侧新华社一带。就目前所知，1910年著名僧人道阶曾在此组建佛学研究会;1919年4月，觉先在这里设宴欢迎从日本归国的赞扬喇嘛，当时“朝野名流商组中华佛教统一会”;1920年，觉先在这里发行《觉世日报》，后来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又据倓虚的回忆，觉先原为该寺住持，大约在1921年由其弟子范成接任，寺内设有佛教筹赈会;上文提到的由觉先发起的维护庙产、收复铁山寺的游行请愿活动，也是从这里集合出发的。另外，画家齐白石也曾在此驻留。这座观音寺虽然规模不大，但在近代史上曾相当活跃，当1920年代前后，是北京佛教的重要据点。铃木一行访问的观音寺就在这里。当时龙泉寺办有孤儿院，观音寺作为龙泉寺的下院也有孤儿收养，所以当铃木来访时，再次看到当时佛教慈善事业的实况。

　　铃木在《支那佛教印象记》的“写真细说”里对觉先大和尚作了如下记述:

　　觉先和尚是失明的知识高德之人。五月二十日我们一行在世尊诞生日、在阿育王寺看到过燃指供养，他年轻时刚好在这一天也在那个寺院做过燃指供养，左手的无名指从根上没有了。

　　由此可知，觉先双目失明，早年曾在阿育王寺，当时因燃指供养而将左手无名指烧掉。铃木称其为“知识高德之人”，足见对觉先的学识和人品深怀敬意。当铃木到访时，觉先已不担任该寺的住持，但是对该寺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铃木一行在龙泉寺留下两幅照片，一幅编号1884，是铃木与诶巴雷特夫人、高畠及一位中国僧人的合影，照片下有题记:“龙泉寺大雄殿前”，由此可知合影的地点在龙泉寺大雄宝殿前。另一幅照的是寺院山门前的影壁，照片下的题记为“龙泉寺门前 6.12”。

　　龙泉寺大雄宝殿前

　　在铃木留下的资料中，也没有说明这个龙泉寺是在哪里。说到北京的龙泉寺，现在一般只知道一处，那就是海淀区西山的龙泉寺，然而从铃木当天的行程来看，他们显然没有时间跑到郊外，因此他们访问的龙泉寺应在市内。据统计，北京历史上的龙泉寺共有十四处，其中城区二处，分别位于今西城区和宣武区境内。如果铃木访问的龙泉寺在城内，那么可能是哪一处呢?从照片资料来看，可知当时寺内有僧人在住，也就是说这座龙泉寺当时还是一处有宗教活动的道场。又据网络资料介绍，民国时期还有宗教活动的龙泉寺就是南城的那一座。该寺旧址位于今宣武区境内陶然亭公园西侧龙泉寺胡同与龙爪槐胡同之间，据说始建于宋代，经过历代修缮，形成较大规模，共有殿宇、僧舍二百四十五间，清光绪十六年(1890)，印光大师自红螺寺移住于此，民国期间，画家张大千曾在此作画，齐白石早年也曾在此驻留。据《日下旧闻考》记载，这座龙泉寺原为古刹，明正统八年(1443)由北京大兴隆寺万松和尚重建，后于成化年间和清康熙年间经过重修，明清时期为十方禅院，乃“幽人禅客之居”，“其为缁流挂锡之地旧矣”。据民国时期《北平庙宇通检》，该寺位于“右安门内龙泉寺三号.……系古刹。明初圮废，成化年间重建。清康熙己丑重修，乾隆二十五年重修，嘉庆十六年又重修”。1926年10月，日本佛教访华团到这里参观寺内的孤儿院，受到觉先大和尚的接待;1935年，藤井静宣提到北平龙泉寺的住持经营孤儿院已有三十年。又张江载的《北京庙宇征存录》专门著录当时北京市内尚存的各类寺庙，其中龙泉寺只有一处，“在右安门内，僧明静”。张书完成于1943年，当时龙泉寺僧虽已换作明静，但国会街或象坊桥的观音寺仍是龙泉寺的下院，可见两寺的关系直到1940年代还有保持，而这种关系大概就是由觉先大和尚奠定的。总的来说，龙泉寺不仅历史悠久，规模较大，而且当时觉先大和尚在此住持，并办有孤儿院，在当时的佛教界及文人墨客之间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成为铃木一行的访问对象。另外，该寺与上述观音寺相距不太远，且都与觉先大和尚有关，因此可以断定，铃木当初访问的龙泉寺就是这里。

　　2011年5月和2013年8月，笔者两次寻访龙泉寺旧迹。该寺早已不存，原址被瓜分为东西二部。东部属龙泉寺胡同5号，今为陶然亭小学，西部属龙爪槐2号，先为居民院落，今为某机关用地，两处尚有龙泉寺遗构。据镶嵌在陶然亭小学院内墙壁上的《陶然亭小学记》，该小学的前身为龙泉学堂，而龙泉学堂始建于清末，位于龙泉寺内，后来道兴和尚将龙泉学堂改为龙泉孤儿院，新中国成立后，百川和尚又改为私立龙泉寺小学，1956年由政府接管。近代史上，龚自珍、鲁迅、齐白石等人曾经到此。顺便一提，关于这座龙泉寺的地址，有的资料以为与清末名臣张之洞的抱冰堂(今为张之洞纪念馆)同在一处。实际上抱冰堂的原址为龙树寺，该寺距龙泉寺不远，但二者并非一事。

　　六、结 语

　　说起北京南城的这座龙泉寺，其实笔者对它并不陌生。笔者早年居住的地方距该寺旧址不远，从墙外看到过无数次这座古寺的遗构，但是从来不知那些旧屋原来是座寺院，也没听说过龙泉寺的名字，更不清楚那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在那个年代，没有人关心这些，也没有人告诉这些，我们也无从知晓这些。几十年后，笔者旅居海外，根据外国人留下的资料，才得以知道少时看到的那些旧屋原来就是龙泉寺，那里曾经有过如此人物、如此故事、如此辉煌!于是为寻旧迹，故地重游，然而却被看门人拒之门外。遭此尴尬，不禁想起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的往事。他当年访得《海云碑》，发现碑的下半埋入土中，欲发土读之，却遭到当地居民禁止，于是那些被掩埋的碑文也就继续淹没，久久不得重见天日。三百年后的今天，自私、冷漠、无视古物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倒是人心依旧!

　　一代高僧觉先大和尚，当年北京佛教界的领袖，如今还有谁记得其人?觉先住过的观音寺，早已烟消云散，踪迹全无;当年的庄严道场龙泉寺，早已文物流失，遗构被作他用，而占据了寺院旧址的人，有谁关心昔日的往事?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多不胜数，既不限于北京，更不限于这两座寺院。许多国人动辄以历史悠久、古老文明而夸耀自诩，但数典忘祖、毁坏文物的也是这些人，无论是对传统、对历史，还是对文物、对古迹，最多只是实用而已，缺少虔诚的敬意。远的姑且不说，铃木的访华距今还不到八十年，然而历经世事沧桑，文献不足征，旧迹已难寻，怎不令人歔欷?万幸的是，铃木留下了许多当时的照片，还有两部长篇访问印象记，其中不仅记述了他们访华过程中的某些细节，同时也保存了中国近代佛教的一部分旧影。由于我们自己对历史不够珍惜，没有保留当年的记忆，于是只能参照外国人的记录恢复相关的记忆。数典忘祖之后，不得不礼失求诸野，铃木当初作为访客留下的记录，如今竟然成了我们了解中国近代佛教的珍贵史料。设使他们当初预知自己走过的地方后来命运如何，一定会留下更多的记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