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斗城 杜赟清：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和明成祖极力崇佛的政治原因返回

　　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与本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长期的斗争与融合，很长时期内形成了中国儒、释、道三家并立互存的格局。但对于这种外来的宗教思想，中国历代统治者们对其态度是不同的。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中，有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也有过诸如被称为“皇帝菩萨”的梁武帝，数次分送舍利、广建佛塔寺院的隋文帝，自称“金轮圣神皇帝”的武则天及编纂《神僧传》的明成祖朱棣等这样极力崇佛的皇帝。然这几位对佛教表现出异乎寻常态度的皇帝，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虔诚的信仰，还是有某种目的?本文将试探讨之。

　　一、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于梁天监元年登皇帝位，太清三年(公元549年)崩，在位四十八年。萧衍本为齐武帝萧赜的族弟，史载其人才艺兼备、文武双全，在数次征战中都有功，遂在朝野中有了相当的权威。公元499年，齐东昏侯萧宝卷即位后，出于巩固中央皇权和自身统治的需要，开始大肆残杀各方权势王侯，并派兵袭杀时为雍州刺史的萧衍。萧衍此时便应齐和帝萧宝融之命，出兵声讨东昏侯萧宝卷。在击败并斩杀萧宝卷后，于公元502年逼迫和帝“禅位”，改国号为梁，即皇帝位。

　　梁武帝在位期间，是南朝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在即位之前，梁武帝信仰的并不是后来影响了他整个统治时期的佛教，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天监三年(公元504年)，也即是他做上皇帝的第三年，梁武帝即下《舍事道法诏》一诏，正式宣布他不再奉事道教，而改奉佛教。《广弘明集》(卷四)中录有此诏书，摘录如下：

　　维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十方诸佛法僧，伏见经云发菩提心者，即是佛心………若不逢值大圣法王，谁能救接……弟子痴迷，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今愿发菩提心，弃迷归正;原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圣教，化度含识，同成正觉。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愿依老子教暂得生天、涉大乘心、离二乘念，祈愿诸佛证明，菩萨摄受。弟子萧衍和南。

　　在此诏颁布之后，梁朝君臣一时上行下效，纷纷改奉佛教、或者开始信奉佛教。之后，梁武帝又在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于无碍殿受佛戒”，《续高僧传·慧约传》中又更进一步指出“天子发宏誓心，受菩萨戒”。由此我们可知，梁武帝当时不仅受了戒，而且还是“菩萨戒”。梁武帝也由此而被称为“皇帝菩萨”了。与此同时，梁武帝还“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戒”。这里要说明的是，梁武帝本人对佛的信仰并不只是形式而已，据《魏书·萧衍传》中的记载来看，其对佛教的尊崇甚至深入到日常的衣食住行中。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让大臣回赎这类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事迹”。除此之外，梁武帝在位期间，令臣下以亿万钱奉赎;施舍财物，动辄以千万计，他所建的诸大寺院，立丈八佛像，其富丽宏大在南朝都是罕见的。在译经方面，梁初便敕扶南(今柬埔寨)僧伽婆罗于寿光殿等处译经。另有扶南沙门曼陀罗带来梵本经典，收敕与僧伽婆罗共译。初译经日，梁武帝亲临译场笔受其文，又敕宝唱、慧超、僧智、法云等僧协助。共译出《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经十一部三十八卷。而梁武帝本人也有很高的佛教理论造诣，他所著的《立神明成佛义记》等关于佛教理论的书籍当时都很有影响。在佛教戒规方面，他下诏禁止出家人饮酒食肉，否则将以国法、僧法处治;同时，又宣扬“行慈戒杀”。梁武帝的这一戒律，对后世佛教戒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其支持翻译《阿育王经》是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的。

　　由此可见，梁武帝对佛教并非一般的尊崇。为什么会这样呢?很明显，是他的身份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人臣变成了天子，而这种转变的方式却又是儒家传统思想所不能容忍的。所谓“禅让”，实则是大权在握后的逼宫。通过这种方式登上帝位的梁武帝，无疑有悖于儒家的君臣思想的。既然得不到儒家思想的支持，那么这位新皇帝就必须寻找新的理论武器了。而正在中国迅速传播的佛教中正好有这种思想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在梁武帝在组织国内外僧人们编译佛经时，即有《阿育王经》这样一部经。众所周知，这是一部主要以记述印度阿育王崇护佛法的事迹为主的佛经。阿育王是古印度孔雀王朝得第三代国王，他继承了父王(宾头沙罗王)的王位，成就了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帝国。但阿育王的这种继承是在杀戮了自己的众多兄弟及胁迫父王的基础上取得的，而这种杀戮在其即位后更甚，各种滥杀无辜使得他有了“暴恶的阿育王”之名。但后来在高僧优波毯多的感化下，阿育王“放下屠刀”皈依了佛教，修持佛法，并以“转轮王”的政治理想自许，宣布以“正法”来统治天下。当时的佛教僧徒们都把他当作理想的国王而追崇，并尊称他为“护法国王”。

　　在梁武帝登基做皇帝之前，佛教思想已经在中国广为传播，梁武帝对佛教中的这些内容肯定是熟悉的。依靠“禅让”取得皇位的梁武帝要得到民众的支持，传统的儒家思想显然是不行的，而佛教中的阿育王及《阿育王经》却能够给予他这种理论上的支持。这样，梁武帝支持翻译《阿育王经》的目的就是非常明显的了。

　　二、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三年。隋文帝之父杨忠，早年跟随北周太祖皇帝宇文泰于关西起义，后官至柱国、大司空，并受封为“隋国公”。其父杨忠死后，杨坚便承袭父爵，进为“隋国公”。在杨坚在北周朝为仕期间，北周武帝宇文邕和之后的宣帝宇文赟都对其心存疑心。而犹以宇文赟为甚。在宇文赟传位于其子静帝宇文衍之后，杨坚以外戚的身份迅速控制了北周朝政，开始了其篡夺北周大权的计划。公元581年，北周静帝“以众望所归”，下诏“禅位”。随后，杨坚称帝，改国号为隋。隋文帝用这种“非法”手段夺取北周政权之后，北周旧臣纷纷反对，甚至起兵反抗，但被隋文帝一一镇压下去。

　　隋文帝与佛教的因缘自其出生起就有了，《隋书·帝纪·高祖上》在写隋文帝降生时有这样的描述：

　　皇妣吕氏……生高祖于冯诩般若寺……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

　　至于这位僧尼，虽然《隋书》中没有明确提及，但在《续高僧传》等佛经与史籍中我们可以知道，她叫智仙。也就是这个神尼智仙，将隋文帝在寺庙中抚养了十三年，并一直与杨氏一家维持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从小就受佛教思想熏陶的隋文帝，在其即位后，即大力弘扬和推广佛教。

　　高祖文皇帝即位之年(开皇元年)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诸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又因沙门智周等自西域赍经论至，敕付有司翻译。又下诏度千余人，从僧人昙延之请也。开皇元年闰三月，诏于五岳之下各立一寺。七岳又诏在其父建功之处襄阳、随郡、江陵、晋阳各立寺一所，建碑颂德。又当文帝为相，辅周攻破邺城，故七月敕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记事。三年又诏每年正月、五月、九月，自八日至十五日，凡京州诸寺均令行道，行道之日，悉不得杀。四年敕天下凡北周已入官而未毁之像再行安置。五年受戒大赦，召僧入宫讲经。十一年令天下之寺应无分公私，混同施造。同年令天下州县各立僧尼二寺。十三年发露忏悔，参与者日十万人。十九年十二月下诏禁毁佛、道等像。又因少时得尼智仙之养育，及即帝位，每谓群臣曰：我兴由佛法。命史臣王劭为尼作传。仁寿元年以后，立舍利塔，普及天下。

　　与此同时，隋文帝又敕立五众主(开皇十七年)，以当朝各地高僧为各众众主，作为国家管理全国僧尼和领导佛教方向的中心。唐代僧人道世总计隋文帝兴佛之功行时做了如下统计：

　　隋文帝开皇三年周朝废寺，咸乃兴立之。名山之下，各为立寺。一百余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另八十六卷，修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自余别造不可具知之矣。

　　这些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虽值得怀疑，却也已无法去考证。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隋文帝在位期间对佛教兴盛所做的贡献。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说到隋文帝对当时佛教的贡献时，认为其主要贡献有二：一是中兴佛法，二是广建舍利塔。这其中，又以广建舍利塔一事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也是隋文帝和其他奉佛皇帝最为不同的一点。“隋文帝直接选择了印度的护法之王——佛教极力歌颂的转轮王——阿育王为其榜样，是以阿育王的气魄来“宏法护教”的。”至于隋文帝分舍利建塔的具体内容及过程，本人在《隋文帝分舍利建塔的意义及其有关问题》及《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有关问题的再探讨》两文中已有详尽的论述，此文便不再赘述。

　　隋文帝不仅以阿育王为榜样，更是自称自己为转轮王。《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中收录有一篇《隋文帝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处立寺建碑诏》，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朕……事冥真寂，降生下土，权变不常，用轮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战百胜，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类香花：玄黄之野，久同净国。思欲崇树宝刹，经始伽蓝，增长福因，微副幽旨。

　　在这里，隋文帝已经把自己当作佛教中的护法之王——转轮王了。

　　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最高的统治者，隋文帝推崇阿育王及转轮王是有他自己的政治意图的。同梁武帝一样，隋文帝亦违背了儒教“君臣父子”的古训，以极其奸诈的手法夺取了北周政权，又滥杀了起来反对他窃位的北周臣民，所以继续借用儒教中的那一套东西来蒙蔽天下已很不合适了，这样，外来的佛教便被他充分利用了。在佛教中，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都可以舍弃父母出家，至于佛教所拥戴的“护法之王”阿育王、阿阇世王等等，虽皆有杀害父母兄弟，篡夺王位之嫌疑，但后来皆“放下屠刀”，皈依佛教，改恶从善，甚至登上了现实世界的“最高果位”，成为统治天下的转轮王。在此种情况下，隋文帝当然愿意选择后者。这样，我们对隋文帝时“民间佛经多于六经十百倍”等情况就不难理解了。

　　三、武则天

　　武则天，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正式称帝，神龙元年(公元705年)退位，同年底崩，在位16年。作为中国封建王朝唯一称帝的女皇帝，武则天先是以才人的名号被唐太宗召入宫中，“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唐高宗立治即位登基后，武则天又复被召入宫，进为“昭仪”。永徽六年，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高宗称天皇，武后亦称天后”。由于高宗的信任，及高宗本人身患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武则天开始正式涉入朝政。高宗崩后，其开始独揽朝权，临朝听政，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相继被废。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元建制，正式称帝。

　　武则天，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争议的女性皇帝，从其开始掌权、称帝到最后让位于唐中宗李显期间，一直给予佛教以特殊的地位与尊荣，极大的促进了唐代佛教的发展。

　　天授二年，亲自请禅宗大师神秀入京行道。神秀肩舆上殿， 则天亲加跪礼，丰其供施，时时问道。除过以身作则来提高佛教地位外，她还允许僧侣参与政

　　治、军事活动，并赐予官号爵位。怀义监修明堂，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嵩山僧韦什方，自称净光如来，被则天信重，赐姓武，拜正谏议大夫、同平章事。区区僧侣，竟获如此之高的官职， 可知佛教地位之高，权势之大，已达佛教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而这也充分说明了武则天对佛教的极力支持和维护。载初二年(公元691年)四月，武则天下诏正式规定佛教位列道教之上，从而扭转了前面三位唐朝皇帝的政策，并规定自今之后僧尼位列道士女冠之前。至此，佛教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地位达到最盛。

　　在提升佛教地位的同时，武则天又开始大力建设寺庙塔院、造佛像石窟。载初元年(公元690年)十月，下诏在每一个州各建一座大云寺。而龙门石窟中保留下来的唐代石窟造像中，有相当一部分便是这个时期开凿的，而这其中又以龙门卢舍那佛像最为有名。此外，据梁思成先生统计，武则天“于佛像雕刻，尤极热心，出内努以建寺塔，且造像供养焉。就唐初遗物观之，唐代造像多在武周”。 长安城中，“武后时期造像尤多”。

　　武则天统治时期，对佛教的译经也是大力支持。她曾亲自主持了八十卷《华严经》的翻译，而对于翻译佛经的僧人们，她往往都是重赏其人。这其中，就包含有对于武则天来说最重要的两部译经：《大云经》和《宝雨经》，这是两部从佛教理论上支持作为女性的武则天称帝合法性的著作。《大云经》翻译于载初元年，亦即武则天正式称帝之年，是武则天向全国宣讲她以“女身当国王”的合法性所采取的重要措施。而《宝雨经》虽比《大云经》晚译四年，但武则天的地位与权力“仍需进一步巩固，同样需要这类有利于自己的舆论。”

　　武则天对佛教给予如此大的推崇和支持，是有其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在里面的，那就是寻找一种能够给予她这个女皇帝合法性的理论支持。而佛教经典中就有关于女人当皇帝的经文(《大云经》、《宝雨经》就是此类佛经)，这无疑是她最看重的地方了。在称帝后，武则天又通过佛教中的“转轮王”思想继续来巩固自己的皇权与地位。她前后多次为自己加“转轮皇帝”的尊号，又将转轮王的七宝做成模型，陈列于宫廷之中。这一切，都表明了武则天想要成为佛教中的“转轮王”。众所周知，武则天夺权称帝的过程中是充满着杀戮和迫害的，且女性在封建社会里的地位是很低下的。这两者是传统儒家思想所断不能容忍的，君臣、父子、夫妻“三纲”对于武则天来说，她都违背了。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将佛教的地位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以此来为自己称帝的合法性营造舆论和理论支持是必然的，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四、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公元1402年改元称帝，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崩。这也是一位靠“靖难”起家的皇帝，他用武力夺取了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也属用“非法”的手段夺取帝位的。

　　朱棣上台后，废除了建文帝时“限僧、道，人无过十亩，余以均给贫民”的政策。永乐年间，“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耗米百余石”。在“南京敕建报恩寺，设囚万人”。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四月十七日，他还为《法华经》写了一篇序文，题为《御制大乘妙法莲花经序》。序文中叙述《法华经》的三次翻译和他的“校讎”、重刻《法华经》的缘起等，对《法华经》大家赞扬。众所周知，《法华经》是“护国”三部经之一，朱棣如此重视此经，应正是看中了《法华经》这一独特功能。《明史》卷98《艺文志》还著录了朱棣“御制”的《御制诸佛名称歌》一卷，《普法界之曲》四卷等。可见其不但从译经、理论上支持佛教，还制作歌曲，对佛教极力歌颂。这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有的。

　　永乐年间，明成祖还下旨“行脚僧道，持斋受戒，恁他结坛说法。有人阻挡，发口外为民”。这就是说，明成祖时期采取了极为宽松的宗教政策，甚至鼓励僧、道游方天下，到处结坛说法。

　　更有甚者，明成祖还撰《神僧传》九卷，其书中共收录“神僧”208人。其实这208人多数已见《高僧传》、《续高僧传》及《宋高僧传》等佛籍。明成祖按自己的标准把某些人物录入《神僧传》，其无疑是看中了这些僧人与当时统治者的关系及在政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讲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涉及姚广孝这个人物了。姚广孝，法名道衍，《明史》本传谓其“本医家子，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先)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术。尝游嵩山寺……洪武中……太祖选高僧侍诸王，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获王(朱棣)与语甚合，请从之。至北平，住持庆善寺。出入府中，迹亦密，时时屏人语。”就是这个道衍和尚，力劝朱棣起兵靖难，为朱棣练兵后苑中，在朱棣起兵不利时，劝朱棣“毋下城邑，疾趋京师”，即避免在途中攻占其他城镇，直驱南京。故《明史》谓朱棣“用兵由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姚广孝还著《佛法不可灭论》一卷，《道余录》一卷。前者引经据典，论证佛法不灭之道理，后者驳斥程朱之学，谓二程书与朱熹《语录》“不探佛书，不知佛之底蕴，探佛书,不知佛之底蕴, 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极为缪诞。”由此可知，朱棣所奉的这位“神僧”，在朱棣“靖难”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还站在佛家的立场上对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二程与朱熹的著作进行了批驳。换言之，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一位敢于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进行挑战的人物，而朱棣看中的正是这一点。

　　朱棣崇佛，还表现在对藏地佛教的支持方面。其封藏僧为王“自阐化(赞善、护教、阐教、辅教)等五王及二法王(大宝、大乘)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僧人封王，史无前例。明代后期，藏僧伪滥，充满京师，成为国之大弊，究其祸源，实始于朱棣。

　　总之，明成祖朱棣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崇佛皇帝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知，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和明成祖朱棣这四位皇帝在其在位期间都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同时，在他们的影响和推动下，佛教在他们所处的朝代也都获得了相当高的地位，得到了迅速发展，对后世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四位皇帝对于佛教的崇奉，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为维护自身皇权这一目的的。我们都知道，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和朱棣，并不是通过中国传统的封建皇位继承制而登上皇位的。他们取得皇位的方式，要么是在大权在握后逼迫前朝皇帝下诏“禅位”以登上皇位;要么则是以皇后身份参政并掌权，最后称帝改朝;而朱棣更是以武力的方式从自己的侄子手中夺取皇位的。他们通过如此方式取得皇位后，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便是传统儒家思想给他们带来的强大社会压力——皇位的合法性问题。如果他们继续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等于自打嘴巴，故他们必须寻找另外一种思想武器。于是，这四位皇帝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外来的佛教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皇位的理论依据和舆论手段，佛教中的阿育王及“转轮王”就成了他们最直接的榜样。由此可看出，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和明成祖朱棣对佛教的崇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获得社会对其“非法”取得皇位的支持。纵观中国历史，似乎有这么一个大规律，大凡“非法”夺取帝位的皇帝，其都是极力崇佛的。

　　(上文为未定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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