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亮：略论宋代儒士佛教的慈悲济世精神返回

　　前 言

　　佛教寺院的出现，使中国有了最早的民间慈善救济事业。佛教初兴于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寺院不仅积极从事济贫活动，而且直接参与赈灾事业。除了济贫赈灾，寺院还进行施医给药、规诫残杀、劝善修行等传教活动。到了唐代，佛教迅猛的发展,佛教寺院的财产已非常丰盈,寺院慈善事业随之迅速发展。寺院延续南北朝时期慈善事业，寺院慈善事业主要是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宣传行善等方面。从古代佛教东传以来，寺院的确起到了避难与收容所的作用，每逢灾荒或战乱年代，施粥、施衣、施棺、施住成为寺院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宋代寺院还为行人提供旅游、休息、食宿、洗浴等，其实质与修桥铺路基本相似，均是佛教福田思想对社会公益事业产生的积极影响。

　　此外，每逢战乱，佛教寺院无不主动收容军民，提供粥食;每到荒年，佛教僧侣也总是心怀悲愍，奔走救济，尽施寺物，不以为苦。凡此均可以看出只要有佛教的地方，就有慈悲的法水为人抚慰伤痛，涤除悲苦。

　　苏轼出生于佛教气氛浓厚的家庭，其父苏洵与名僧过从甚密，其母程氏笃信佛教，其继室王氏闰之也好佛，其弟苏辙更是“手披禅册渐忘情”的热心信仰者。这个具有浓厚佛教氛围的家庭，对他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苏轼自幼成长的蜀地，从唐代以来佛教传播就极为发达。他的家乡眉州，与佛教圣地峨眉山和著名的乐山大佛相去不远。这样的家学渊源和地域文化背景，对他以后习佛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苏轼内在的精神生活方面，佛教思想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他读经、抄经、礼佛、讲禅，希求往生，见诸文字、行动的奉佛事迹也确实不少，但佛教的慈悲济世精神对苏轼的影响亦为深远，本文试着从以下几方面来阐述。

　　关心民生疾苦，与民同乐

　　苏轼虽然是出身于封建士大夫阶层，但他却深谙“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所以他无论是得意官场，还是被贬远处，都深切关怀下层劳动人民。

　　杭州刺史任上，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如处理民间诉讼时替制扇商画扇以巧妙解除其困境。其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纪念他，名所筑之堤为“苏公堤”，“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 。杭州至今留存“苏堤”，成为西湖胜景之一。此外，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久别20年，再莅杭州，苏轼已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重视教育、赈济灾荒、减免百姓积欠、兴修水利。《宋史·苏轼传》记载：“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在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也有类似记载：

　　公二十年间，再莅此州(指苏州)，有德于其人，(百姓)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苏轼勤政为民，感人至深，可谓慈悲济世，与民同忧乐也。这也是老百姓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一个官员所表达的最崇敬之情。

　　苏轼勤政爱民的作风颇得民心。在密州(山东诸城)超然台所作的《水调歌头》中不难看出他超尘出世之志和热爱人间生活的两种心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有关学者所做的不完全统计，由于受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公元前18世纪至公元20世纪40年代，总共发生包括水、旱、蝗、雪、地震等在内的自然灾害约5200多次，基本在“无年不灾，无年不荒”的状态之中。苏轼知徐州时，正赶上黄河的大洪水，徐州城被围，他亲上城墙护守，几十天不回家，劝阻想弃城逃亡的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宋史》本传)，终于保住被围困了45天的徐州城。当他迁任湖州太守时，百姓夹道相送，感激他“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然而苏轼却不肯居功，他答谢乡亲们“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

　　熙宁十年(1077)七月十七日，河决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

　　遂起急夫五千人，与武卫奉化牢城之士，昼夜杂作堤。

　　至十月五日，水渐退，城遂以全。

　　熙宁十年，余方守徐州，闻河决澶渊，入巨野，首灌东平。吏民恟惧，不知所为。

　　在其《奖谕敕记》、《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中都记述了徐州水灾护城，爱民如子的情景。

　　今天的徐州、密州、黄州城里的贩夫走卒、桑女柴妞，甚或巨商大贾、高官显妇，哪些曾是苏东坡翼下的不死之孩儿的后代，实在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知道，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历史上不曾有过苏东坡，也许就不会有眼前的一些人。

　　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诗、书、画俱佳，除了传颂千古的诗词、文章外，苏轼那伟大高尚的人格与恢弘的气度，更是令后世怀念、景仰。他的人格所体现的进取、正直、慈悲与旷达的精神闪耀着千年的中国历史。他在《喜雨亭记》中塑造了一位关心民生疾苦，与民同乐的地方长官的形象;前《赤壁赋》中叹天下兴亡;《定风波》中到“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并引》其一咏到：

　　钩帘归乳燕，穴纸出痴蝇。

　　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

　　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这，正是他悲苦人生的最佳注脚。

　　苏轼在黄州时期，由于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百姓、了解百姓，并参加一定的劳动，因此，当他看到“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时，“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进而痛感“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苏轼慈悲济世且布施的这种可贵精神奠定了他关心民瘼的基础。在地方官任上，他先后做了治水、抗灾、救荒、请免赋税，收养弃儿等对人民有好处的事，并非偶然。他从心灵深处发出“惟有悯农心尚在，起占云汉更茫然”、“但令人饱我愁无”(《浣溪沙》之五)的呼声。虽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但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表现出苏轼对人民不仅是同情、关怀，甚至愿为人民承担困苦的高尚情怀，也是佛教中“无缘大慈，同缘大悲”的悲悯、“六度”精神，名副其实的“悲歌为黎元”。

　　救助弃儿

　　杭州任满，苏轼又请调至山东密州为太守，“初至密州，以累年旱蝗，斋素累月”，蝗灾大盛，饿殍塞途、哀鸿遍野，他捶胸扼腕、扯发顿足地惨呼：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

　　百无一用的绝望煎熬使苏轼昼夜难安。苏轼再也没有了出猎的豪情，再也没有了登超然台的悠闲，他满面尘灰，一身草屑，愁苦万状地在旷野上疲惫地掩埋尸体，“洒涕循城拾弃孩”，他的身前身后常常跟着一些嗷嗷待哺的孩童，他此时唯一能做的救济就是尽量节约官米，捐出所有薪俸，来收养这些拾来的三四十个弃儿。

　　苏轼谪居黄州时，深知百姓疾苦，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让人感叹的是他九死一生被贬黄州后，当他了解到岳、鄂地区民间生子“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与朱鄂州书》)，以致造成当地少女多男的情况和溺死初生婴儿以减少人口的恶劣风气，他是“闻之酸辛，为食不下”，便立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康叔，扬州天长人，《宋史》卷四五六有传)写信，劝其以法令和赈济等手段恩养弃子，严律杀婴，建议改变这种情况，革除这种恶习，并提出许多具体做法，可谓“俾立赏罚以变此风”。并心疾如焚，大声疾呼，鼎力支持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耕道，和寺僧主持成立了一个救儿会，并请清贫无业的古耕道担任会长。救儿会让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耕道掌管此钱，安国寺一僧人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由此可知，苏轼出口“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苏轼行的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苏轼为救弃儿解囊相助，也从微薄的薪水中捐出十缗钱(是他当时两个多月的俸禄)为慈善会所用，而自己一家十多口则不得不勤俭节约，生活窘迫，“东坡谪齐安(黄州别称)，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日用畫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以竹筒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可谓“北牖清风正满床，东坡野菜漫充肠。”偶然受到白居易《东坡种花》诗的启发，利用废弃的东坡荒地，改造了几十亩良田，不惜头顶烈日、脚踏黑土，种麦、植桑、养蚕，效仿起隐居于黄州歧亭的山野挚友陈季常，做一回真正的农民，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体现一个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洁风格。他在常州退还由一老妇人不肖儿子卖给他的百年老屋，而一字不提及钱;自己却借孙氏居暂住，不再买宅。就在这年，他“意殁于借居”焉。他在海南常“但寻牛矢觅归路”，黎族儿童口吹葱叶跟出跟进;他在岭南回朝，船赴常州时，运河两岸成千上万的百姓追随瞻望，苏东坡曰：“莫看杀轼否?”他为人爱慕如此，在古代能得几见!苏轼身上所体现的爱民若子、民胞物与的精神在今天也是弥足珍贵。

　　施药葬枯骨，造桥以济病涉

　　宋时期朝廷与各地官员还设置了不少慈善机构，名目繁多，有赈给备荒的常平仓、义仓，医疗救济的安乐坊(病坊)、安济坊，掩埋死者的漏泽园，济贫助困的居养院、福田院等，名目各异，功用不同，但性质却基本一致，即多为官办的慈善机构。宋之为治，一本“仁厚”、“居养、安济、漏泽，为仁攻先，欲鳏寡孤独养生送死，各不失所而已视前代尤为切至”(《宋史》卷133)。除了官办的慈善机构，在宋时期还有一些私办的慈善机构。

　　在慈善医疗机构方面,当以胜善寺药寮出现最早。该药寮建于熙宁年间,由文彦博捐资创立。除胜善寺药寮外,一些官办医疗机构也多有民间力量参与。如熙宁九年(1076),赵抃所创之越州病坊,元祐四年(1089),苏轼所创之杭州安乐坊,其经费来源都得益于赵抃、苏轼等人的个人捐赠。其中,越州病坊多出于赵抃之“私钱”;杭州安乐坊则由苏轼本人“捐私囊黄金五十两”,以及苏轼友人之捐赠;这些医疗机构一般免费为贫困者提供救治,有些虽收取一定费用,但总体上较之盈利性医疗机构而言还是优惠不少,贫病者借此得以度过艰窘。

　　元祐五年(1090)三月知杭时，春季杭州突发大疫，苏东坡“遣吏挟医，分方治病”，又“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tuo)，得黄金五十两” ，并于众安桥置病坊，“以作病坊”，名为“安乐坊”，专门收治病人，所活者不计其数。《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苏轼在杭州任官时，“公又作饘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囊，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名曰‘安乐’。崇宁初，改赐名曰‘安济’”，“以僧主之”，是为宋代“安济坊”之始。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又置漏泽园，仍由僧人主管。《杭州市志》卷六：宋元祐四年(1089)，杭州瘟疫流行，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捐献私帑，与官家合办“安乐坊”于众安桥，是我国最早的民间救济医院。至于苏轼创办的“安乐坊”，《宋史》没有记载，《临安三志》亦无详情明示，从《杭州市志》中可品出端倪。最早提出苏轼创办“安乐坊”的是宋人周煇的《清波别志》：“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后两浙漕臣申请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从之，仍改为安济坊。”苏轼出资在杭州办病坊时，便奏请朝廷，每名僧人每三年医治达千人者，“特赐紫衣及度牒一道”。苏轼知杭州是元祐四年(1089)至元祐六年(1091)，刚好三年，“安乐坊”聘僧医主之，“医愈千人”，可见功迹彰显，百姓称赞，社会影响也巨大。宋代的这一现象正是病坊所具有的佛教慈善事业特征的体现，由于其具有病坊的这种特殊，所以人们才习惯于将此类机构交给僧侣去主持。

　　后来由两浙漕臣上报朝廷并得到批准，于是民间救济医院“安乐坊”改名为官办的慈善医院“安济坊”。而且还有医愈病人的考核指标，凡完成者，赐紫衣外，还奖祠部牒一道。孟子说：“独乐，不若与人乐;与少数人乐，不若与众乐。”苏东坡亦如此。苏东坡《五禽言》诗其三中，真实地反映了农民歉年的饥馑和丰年的“快活”：“去年麦不熟，挟弹规我肉。今年麦上场，处处有残粟。丰年无象何处寻，听取林间快活吟。”诗自注：“此鸟声云：‘麦饭熟，即快活。’”身为朝廷命官，他不愿独乐，愿与民同乐。

　　在杭州时，苏东坡创办了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共医院——“安乐坊”，并亲自督制药剂，让下属和病坊医生到各地里巷去救助病人。当被贬谪黄州时，他已经是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团练副使，是“罪人”了，但当黄州疫病流行时，他就按照故乡眉山巢君谷所授的秘方“圣散子”合成药剂，散发给人民，“所活不可胜数”(《圣散子》)。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载：

　　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囊，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

　　在《陵阳先生集》卷十七《跋三苏帖》有“然东坡不以患难为戚，方且施药葬枯骨，造桥以济病涉”之句。苏轼在惠州,鉴于当地瘴毒流行,献治瘴方剂,且自制药剂,“散饮疾者”。苏轼看到老弱病残舟行不便，他倡议在湖上修两座桥。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可捐的钱了，就捐了一条犀角装饰的腰带，“不云二子劳，叹我捐腰犀”，并动员苏辙的妻子将她受赏的金银器物捐出来，以此来完成这一善举。苏轼《西新桥》诗有云“宝钱出金闺”语,句下自注云：“余尝助犀带”，“子由之妇史,顷入内,得赐黄金钱数千助施”。苏轼《与程正辅》简记于惠州海会院旁修放生池,“囊中已竭,辄欲缘化。老兄及子由齐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事。”

　　面对疾疫流行,官府自然要采取措施进行救治,尤其是在中心城市,对疾疫的救治往往更为重视。不过,民间自发性的救治活动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尤其是非中心城市和乡村社会,民间救治往往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施钱舍财布施

　　慈悲济世体现了佛教的根本精神，服务社会是佛教徒修行的重要方法之一。佛法以“六度”作为修行的主要方式，而六度中第一项即是布施。“布施”是梵文Dana(檀那)的意译，是指施与他人财物、体力和智慧等，是为他人造福而求得积累功德以至解脱的一种方法。

　　父亲去世时，苏东坡把自己献给父亲的四张极宝贵的吴道子的佛像作为父亲的施舍物毫不吝惜地赠与惟简大师。熙宁六年(1073)，苏轼把父亲苏洵甚为珍视的《禅月罗汉》像施舍怀琏。在《与大觉禅师一首》叙及赠画事：

　　昨奉闻欲舍禅月罗汉，非有他也。先君(指父亲苏洵)爱此画，私心以为舍施，莫如舍所甚爱;而先君所与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画颇似灵异……亦不欲于俗家收藏。

　　苏轼无私地捐献父亲珍爱的画给寺院，一是为纪念父亲，二是对书画“不留意于物”的典型表现。庙宇的建造费用需白银一千两，苏氏兄弟共出一半，其馀皆由寺僧筹募。元祐三年(1088)，苏轼为父苏洵、母程氏塑造地藏菩萨像一尊，以供奉京师寺中，《与辩才禅师》第三简记此事。元丰八年(1085)十一月二日，游登州延洪禅院，舍其子苏过所蓄乌铜鉴为佛心鉴，作《佛心鉴偈》。哲宗元祐元年(1086)三月一日，书《佛心鉴偈》以立石。同年十二月，济南长清真相院僧法泰来，请苏轼作释迦舍利塔铭，苏轼曾施以金银，以助成舍利棺椁，并有简与法泰，《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叙及此事，作铭时间于次年(1087)八月二十五日。在这次施舍中，苏轼曾详细地说明了为先人祝福的愿望：(《济南金石志》卷四《金石四·长清石·宋苏东坡真相院施金贴刻》)

　　今正寄银六两，助成舍利椁也。卑意并是为先人先妣追荐。告烦大师惠锡于佛前烧香祝愿，过悚，忽忽。特烦以生日惠贶经数香华为寿，感刻。人回，无以为意。青丝禅段一枚，鹿茶芽五斤，深送土微鲜，至愧!至愧!轼白。

　　熙宁元年(1068)“轼助钱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阁成”。苏轼在《四菩萨阁记》中亦有记载捐建四菩萨阁之事。元祐五年(1090)十二月，舍祖母史氏所绣纟番 于金山寺。

　　久忝侍从，囊中薄有馀赀，深恐书生薄福，难蓄此物。到此已来，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

　　苏轼在《与南华辩老十三首》其十二中表明了自己对待钱财的理念及乐善好施，以消自己的业障。

　　资助奔丧:一些人由于身在异地,亲死而贫不得归者,往往有赖于他人资助方得以奔丧。苏轼自澹耳北归期间,有眉山人巢谷(元修)病亡于新州。“官为蒿葬,录其遗物于官府。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来迎丧,颇助其路费,仍约过永而南,当更资之”。

　　蠲免房钱：苏轼移居临汝时,曾打算定居阳羡。托“邵民瞻买宅一区,为缗钱五百”。后了解到此宅乃一老妪所有,其子不肖而出售。于是将屋宅还与老妪,而不索其值。

　　苏轼性情豪爽，乐善好施。“在虔(州)，作水陆道场，荐孤魂滞魄，作疏。(又)常漫游市肆，寺观，施药于人，并为人书字。”《二老堂诗话·东坡立名》云苏东坡“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

　　二：戒杀放生中慈悲精神

　　佛教以慈悲为本，“佛言五戒，以杀戒为首;佛言十业，以杀业为首”。 戒杀是佛教五大戒之首戒。《善诱文·好生之德》曰：“诸佛以慈悲为念，故蠢动含灵，无一不适其情。此无他，只是存心广大，一切众生，皆吾爱子;一切血属，皆吾性命。则放生讵可缓耶。世人当知戒杀，止足以解物之冤，若能放生，不惟与物为恩，又集无穷之福……”在这种观念下，“不杀生”已成为当时佛教徒的基本戒律，“放生”则是不杀生的另一方面。佛教认为，所有的罪孽中，以残害生命为最甚。“世人习为残忍，事事以杀生为礼，而不知其非也。”[1]人们杀生，无不是为了“或祭天地神祗，以及祖宗昭穆，或奉养父母，或宴请会宾朋，或为悦我口腹，资我身体，一一悉以杀诸物命，以期据我之诚，悦我之心，不念彼等受诸极苦，及宿世互为亲属之大恩也。且天地以好生为德，儒者以胞为怀，何竟不生恻隐爱物之仁心，以致习成弱肉强食之暴行耶。”

　　夫一切众生，与我同生于天地之间，同赋血肉之身，同禀知觉之性，同知趋吉避凶，贪生怕死。

　　由此，我们要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慈爱一切众生，故此放生。放生是指释放小动物、使之重归山川林海的习俗。《列子·说符》载：“正旦放生，示有恩也。”汉代佛教传入我国，以不杀生为善行，以放生为功德，崇奉佛教的南朝梁武帝萧衍，下旨江南各州府县遍置放生池，用于放养收购的鱼、鳖、螺、蚌等，并称其为“长命洲”，禁人捕捉;他戒杀禽兽，祭祀时以面为牲畜。放生习俗遂推及各地。梁元帝时有《荆州放生亭碑》。天台智者大师购买三百里海岸作放生池，教化当地渔民放弃渔猎。唐代太平公主于京西掘地置放生池放养鱼鳖;肃宗乾元二年(759)，令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书法家颜真卿曾作《天下放生池碑铭序》。太祖圣性至仁，虽用兵，亦戒杀戮。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曰：“此行止以吊伐为意，誓不杀一人。”开宝中，遣将平金陵，亲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鬬，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宋真宗天禧年间，王钦若以杭州西湖为“祝圣放生池”。每至放生时，郡人数万观于湖上，所放鱼鳖、鸟兽多以百万计。苏轼在《请求开浚西湖所上文状》里，列出浚湖的五条理由，第一便是“西湖是放生湖”。放生乃佛家持戒行善的行为，《梵网经》第二十戒规定：“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又云：“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意思是说，常行放生之善，救活一切发灵，就会得到自己生命常在的回报。于是，苏轼表示，已故宰相王钦若，以奏西湖为放生池，禁止捕鱼捉鸟，是为了给人主(皇帝)祈福。自那时以来，每年的四月初八佛诞日，杭州数万居民会于湖上，放生的鱼鸟达百万数。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中其一有“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之句;明末莲池大师作《戒杀文》、《放生文》垂范后世;蕅益大师创办放生莲社;近代印光大师、弘一大师都努力教导人们戒杀放生。及后世放生种类益多，甚至有放养六畜者。其实，放生者并非都是善男信女，有的为了随俗，有的出于对大自然的爱惜和珍重。《大智度论》中说：“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

　　春秋时，郑国有人送鱼与大夫子产，子产不食，令仆人畜之池中。由此观之，戒杀放生之行，非独存于佛教，儒士君子亦有奉行。苏轼亦然。

　　苏轼一生并未断肉，相反，他还发明了美味的东坡肉。但是，苏轼一直主张戒杀、放生。杀了鸡，他都要作《荐鸡疏》来超度鸡的亡灵。“罪莫大于杀命，福无过于诵经。某以业缘，未忘肉味”。《珂雪斋集》亦记载：“东坡学佛，而口馋不能戒肉。至惠州，尤终日杀鸡。既甘其味，又虞致罪，故每月为转(转读)两日经，救拔当月所杀鸡命。其疏云：‘世无不杀之鸡，均为一死。’尤为可笑。世虽无不杀鸡，何必杀自我出乎?”这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在《书<南史·卢度传>》一文里，苏轼亦对自己不能断杀做了反省。苏轼作了很多戒杀诗词，如《咬得菜根百事成》、《将人试比畜》、《鱼》、《岐亭五首并叙》、《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十一首并引》;和一些书简记其戒杀之事，如：《记徐州杀狗》、《书柳子厚<牛赋>后》、《书城北放鱼》等，不但自己不杀，也劝朋友们戒杀。为了忏悔自己杀生的罪业，苏轼先后多次戒杀放生。

　　湖上移鱼子，初生不畏人。

　　自从识钩饵，欲见更无因。

　　此诗借鱼、人关系写世间风险。初生世界的所有生物都是“性本善良”的，他们只有彻底抛弃“天真”与“善良”，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以求得一席生存之地，这里面包含了苏轼登上仕途后的几多感慨。

　　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

　　死犹当埋，不忍食其肉，况可得而杀乎?

　　钓帘归乳燕，穴纸出痴蝇。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

　　从苏轼的戒杀诗中可知，他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悲悯之心，可谓菩萨心肠。元丰元年(1078)九月，苏东坡与神交已久的朋友道潜禅师于徐州相聚。在他们相聚之日，有一熟人送来一条鲤鱼。苏东坡不忍心把它交给厨子，便和道潜一起带着鱼来到城外的百步洪边，把鱼儿放了。为此，道潜作了一首诗记载这件事的始末：“嘉鱼满盘初出水，尚有清萍点红尾。银鳃戢戢畏烹煎，倔强有时俄自起……传呼慎勿付庖人，百步洪边放清泚。”东坡也和了一首诗《次韵潜师放鱼》：

　　法师说法临泗水，无数天花随麈尾。

　　劝将净业种西方，莫待梦中呼起起。

　　哀哉若鱼竟坐口，远愧知几穆生醴。

　　况逢孟筒对卢仝，不怕校人欺子美。

　　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

　　东坡把这次放生归功于道潜禅师的感化。此诗中，东坡引用了晚唐孟简好佛的故事。有一次孟简与诗人卢仝一起游湖，正遇上渔人收网，孟简就向渔人请求把捕获的鱼全部买下，然后放生。为此卢仝写了一首《观放鱼歌》，描述了鱼儿重获自由后的欢欣场面，并郑重地叮嘱鱼儿道：“刺史(指孟简)官职小，教化未能敷。第一莫近人，恶人惟口腴。第一莫出境，四境多网罟。重伤刺史心，丧尔微贱躯。”意思是说，鱼儿，孟刺史虽然心地善良，但官职卑微。天地间罗网密布，你们还要自己多当心。不仅如此，苏轼还由网中之鱼的苦难，联想到了疲病的百姓，“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爱惜百姓、善良仁慈的苏轼实际是因为这条鱼而触动了忧国忧民的情怀。

　　如今，苏轼与道潜以慈悲之心来放鱼，并作诗唱和。但同样放生，同样作诗，苏轼与道潜似乎将慈心诠释出更深刻的意味：道潜为慈悲、佛法而戒杀;苏轼则是为友情、百姓而放生，他心中的慈悲是建立在对百姓的同情与救助之上的。后来他贬谪海南岛时，还曾经为了亡母而变卖珠宝首饰来买鱼放生。苏东坡在海上，以亡母蜀郡太君所遗簪，悉买放生。朝云在旁，见衣上有虱，遽以爪殒其命。坡训之曰：“我远取诸物以放，汝近取诸身以杀之耶!”朝云曰：“奈啮我何?”坡曰：“是汝气体感召，而生者可杀，要当舍而放之。”朝云大悟，自后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其实，这段文字记载有杜撰之嫌，因为苏东坡渡海时，王朝云已死。对于不杀生，近代高僧印光大师有解释说：

　　不杀生者，好生恶死，物我同然;我既爱生，物岂愿死?言念及此，何忍杀生?一切众生，原是同等，轮回六道，随善恶业，形体以变，升降超沉，了无底止。我与彼等，于多劫中，互为父母，互为子女，如是思之，何敢杀生?一切众生，皆具佛性……于未来世，皆可成佛。……如其广造杀业，必堕恶道，酬偿宿债，展转互杀，此仆彼起，无有穷期。欲求生西方而免轮回之苦者，又何敢造杀业乎?

　　所有的生灵都渴望生命，人类都贪生，难道动物就愿意去送死吗?这是一种博大的、设身处地为一切有情众生着想的同情心，是不杀生的第一理由。

　　苏轼在《与陈季常十六首》其一云“然第一请公勿物命”，告诉朋友陈慥(字季常，号方山子、龙邱子)不要为他而杀生。元丰四年(1081)正月二十二日，苏轼至岐亭，作诗《岐亭五首》，劝朋友陈季常止杀。苏东坡与陈季常往来，每过往之际，辄作“泣”字韵诗一篇，季常不禁杀，以此讽之。

　　余久不杀，恐季常之为余杀也，则以前韵作诗，为戒杀以遗季常。季常自尔不复杀，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

　　后来，陈季常也不杀生了。《书赠陈季常诗》亦记云：

　　余谪黄州，与陈慥季常往来，每过之，辄作“汁”字韵诗一篇。季常不禁杀，故以此讽之。季常既不复杀，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语使人凄然也。

　　性不喜杀生。自下狱后，念己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欲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遂断杀。尝往访陈季常，恐季常为己杀也，作汁字诗戒之。季常从此不复食肉;而歧亭之人化之，亦多有不食肉者。然未能忘味，或食自死物。

　　海南“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苏轼被贬在儋州，因见海南风俗鄙陋，盛行巫祭，至“人、牛皆死”，深为痛惜，故借柳宗元《牛赋》并作《书柳子厚牛赋后》，赠琼州僧道贇，以此文勉道贇(yun)晓喻乡人，施以文明教化，使此种陋俗少衰，可谓用心良苦。绍圣二年(1095)十二月，海会长老建成佛殿，苏轼于海会院(永福寺)旁陂作放生池，后人记之。《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之二十三)云：

　　院旁有一陂，诘曲群山间，长一里有馀。意欲买此陂……稍加葺筑，作一放生池。……所活鳞介，岁有数万矣。老大没用处，犹欲作少有为功德，不知兄意如何?

　　(之二十四)又云：

　　此中湖鱼之利，下塘常为启闭之所，岁终竭泽而取，略无脱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筑下塘，永不开口，水涨溢，即听其自在出入，则所活不赀矣。

　　绍圣四年(1097)三月间，苏轼在惠州，戒食生，作《食鸡卵说》，认为“凡能动者，皆佛子也”，“吾起一杀念，则地狱已具”，故竹虫、鸡卵、水族皆不可杀，戒食有生命之物：

　　吾久戒杀，到惠州，忽破戒数食蛤蟹。自今日忏悔，复修前戒。今日从者买一鲤鱼，长尺有咫，虽困，尚能微动，乃置水瓮中，须其死而食，生即赦之。

　　元符二年(1099)二月二十四日，买鲫鱼放生于城北沦江之阴。《书城北放鱼》叙其事：

　　儋耳鱼者渔于城南之陂，得鲫二十一尾，求售于东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买放之。

　　(陈宗道诵经)会者六人，吴氏之老刘某，南海符某，儋耳何旻，潮阳王介石，温陵王懿、许琦。

　　在苏轼的影响下，戒杀放生的人越来越多。宋节孝徐积(1028～1103)先生，字仲车，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人，自少戒杀，见聚蚁，惕然，惟恐伤之。苏东坡云：

　　吾少不喜杀生，近年始不杀猪羊，然间嗜蟹蛤。自去年脱狱，遂不杀一物。饷蟹蛤者放之水中，虽无活理，亦愈煎烹。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复以口体故使有生之类受怖苦耳。

　　徐积避蚁，苏轼放鱼的善举，在《书南史卢度传》及龙遵《食色绅言》中亦有记载，苏东坡云：

　　余少不喜杀生，然未能断也。近来始能不杀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杀。自去年得罪下狱，始意不免，既而得脱，遂自此不复杀一物。有见饷蟹蛤者，皆放之江中。虽知蛤在江水无活理，然犹庶几万一，便使不活，亦愈于煎烹也。非有所求觊，但以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忍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尔，犹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意思是说，我年轻时不喜欢杀生，但是还没有戒断。近年来才不杀猪羊，可是生性喜欢吃螃蟹蛤蜊，所以还不免杀生。自从去年因得罪朝廷下了监狱，开始以为难免一死，后来得到释放，于是从此以后不再杀一活物。有人送来螃蟹、蛤蜊，命人投进江河之中，虽然很难复活，也许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即使不活，也比遭受煎烹强些。这样做不是企图什么，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患难，与鸡鸭在厨房里等待宰杀也没有两样。所以，不再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让有生命的物类，受到无穷无尽的恐怖痛苦而已。但是还自恨不能忘记口味，因而食用自己丧生的物类。“人人爱物物，物物爱生全。”当然，由于现实的外在影响，人类的本性经常被掩盖，并因为习惯的迷障而以之为天地万物本身的真相。但只要经常换位思考就会始终保持人道主义同情心：“彼命纵微贱，痛苦不能哭。杀我待如何，将人试比畜。”(《将人试比畜》)

　　又《善诱文·子瞻以己谕鸡》道：

　　赦罪放免还家，每见庖厨有活物，即令人放之。尝有言曰：“吾得罪处囹圄，何异鸡鸭之在庖厨，我岂复忍杀彼之生命耶!”

　　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七十三《善诱文·黄鲁直谓子瞻语》：

　　黄鲁直谓子瞻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某适到市桥，见生鹅系足在地。鸣叫不已，得非哀祈于我耶?”子瞻曰：“某昨日买十鸠，中有四活，即放之，馀者幸作一杯羹。今日吾家常膳，买鱼数斤，以水养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悦我口。虽腥膻之欲，未能尽断，且一时从权耳。”鲁直曰：“吾兄从权之说善哉!”鲁直因作颂曰：“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元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须。莫教阎老到，自揣看何如。”子瞻闻斯语，愀然叹曰：“我犹未免食肉，安知不逃阎老之责乎?”

　　苏轼亦云，“人一杀生，则五常尽犯焉，盖屠戮他身，肥甘自己，为不仁也;离他眷属，延我亲朋，为不义也;将他肉体，供献神人，为不礼也;称言食禄，当受刀砧，为不智也;设饵妆媒，引入陷阱，为不信也。噫!人居尘世，全藉五常，知而故犯，又何足为人。”叔本华说：“凡是对动物残忍的，不会是个好人。”此言对也。食肉的人们应当思考，自己所食的肉来源于何处?无非是从其他众生被杀而来，若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定会于心不忍。苏轼曾作《撷菜并引》诗：

　　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

　　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他认为淡味素食是惜福延寿之道。人们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既然素食也能同一饱，何故要为了“一过成空”的口腹之欲而造杀生之业呢?从梁武帝以来，信仰佛教的人士都有吃素传统。更何况素食同样可以做出美味的食品来：买蔬须买鲜，用水须用泉，切笋须切嫩，选蕈须选圆，豆腐宜久煮，萝卜宜加甜，生油重重用，炭火慢慢燃，不须杀生命，味美胜琼筵。

　　苏东坡甚至在“囊中之竭”的情况下，还到处去“化缘”，拉赞助，在其住旁修一放生池。

　　由此可以看出苏轼此时对当时流行的净土宗也很信奉。净土宗是唐时产生的，到宋时大盛，并出现了禅净合一的趋势。

　　苏轼，在东坡建了一座房舍，住在那里，因此号东坡居士。他在书房前面种了许多竹子、柏树和花草;时间久了，满院子都长满了竹柏花草，许多鸟就飞来屋前的树上筑巢;苏东坡禁止孩子和仆人捕捉鸟;几年之后，鸟儿在树枝上筑的巢，也就愈来愈低了;鸟巢中的蛋，就是低着头都可以看到了!从前听说鸟类筑巢，一定是离人住的地方很近，目的就是想要避开蛇、鼠、老鹰的危害。现在的人居然要吃掉它们的小雏鸟，翻掉它们筑的巢，难道人类比起蛇鼠老鹰，还要更不仁慈吗?此事详细记载在《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中。

　　苏东坡的散文《记先夫人不残鸟雀》，其主旨虽是“言政刺过”，但另一个角度看，也与程夫人的影响有着关系，苏轼少年时书房前“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几年后，“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人鸟共处，环境优美怡人。这种鸟语花香的氛围，皆因苏轼的母亲程氏“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苏轼的书房前才有这般景致。

　　苏轼一向崇信佛教，与僧人交往密切，又熟读各种佛经，深谙佛理，因而佛教思想给予他许多的启示。有一则轶事，说他的爱妾朝云是虔诚佛教徒，热衷于放生。有一天到山林里放生回来，看见庭中一群蚂蚁正在争食掉落的糖，她一举脚把蚂蚁都踩死了。

　　苏轼看见了，不禁感叹地说：“你放生是为了慈悲，原是好事，但是为何独厚禽鸟，而薄待于蚂蚁?这不是真实的慈悲呀!”放生是慈悲的好事，应由真实的慈悲心而生起才对。

　　“口腹贪饕岂有穷，咽喉一过总成空。何如惜福留余地，养得清虚乐在中。”苏轼这首《咬得菜根百事成》戒杀诗深得佛法真谛。佛教认为，末法时代，人的福气是很微薄的。若不爱惜，将这很薄的福享受尽了，就要受莫大的痛苦。所以我们即使比较富裕，也要注意节俭，因为“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 。同时，惜福还是去除贪悋心，保持慈悲心的重要途径。因为“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 。那么如何惜福呢?首先表现在生活上的节俭、素食上。苏轼贬谪齐安，每天不过用150个铜钱，用竹筒装着，用不完的留着招待客人。他在《与李公择十七首》其十中说：“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是的，饮食的欲望是永远都无法满足的，每天加以节制，也是爱惜福分和延长寿命的好办法。素食者的人生态度，乃是出自极单纯的生理上的平衡状态，因此对人类是有所裨益的。

　　弥勒尊佛云：“人生在世太无知，日日朝朝真是痴，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喉咙三寸原无底，何日何年是了期。不顾割他身上肉，犹嫌是肉少精脂。与你黄金十万两，谁肯将刀割自皮。饶却飞禽并走兽，他身也是父娘儿。奉劝诸人观此颂，慈悲不杀是便宜。偈曰：‘劝君勤放生，终久得长寿。若发菩提心，大难天须救。’”(《食色绅言》)“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一切有生命的各种物类都贪恋生命，害怕死亡，我的生命与他的生命都是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轻视他人的生命。印度圣雄甘地告诫我们，“我的确觉得人类要增进精神生活，必须停止只为满足一己口欲而屠杀动物的行为。”

　　结束语

　　从梁武帝的“孤独园”，竟陵文宣王的“福德舍”，到现代佛教界在养老育幼方面的各种设施;从阿育王的“药藏”、齐文惠太子的“六疾馆”、唐朝的“养病坊”、宋代的“福田院”到现代佛寺创办的医院、诊所;从古印度、西域五年一次的般遮于瑟大会，中国梁武帝、日本推古天皇等人推行的无遮大会，北魏以来的僧侣到现代佛教团体跨国越洲的救济行动;从唐武则天好佛而创“悲田养病坊”，这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一定规章制度及社会稳定性的官办慈善机构。至宋代以来的漏泽园、义冢到现代佛教组织的施棺、施龛，乃至安宁病房、往生助念等，利济无数的众生。综观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来的历史，由于佛教济世度人的慈悲情怀，佛教在社会救济事业中承担了独特的角色。无数佛门弟子及儒家士大夫们遵循佛旨，积极投身赈灾济贫、施药治病、护生戒杀、凿井、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

　　苏轼在任地方官时，捕蝗、治水、开湖、修堤、赈贫救孤，倡导民生、反对杀婴恶俗、上书求宽免贫民欠债，不辞辛劳，功莫大焉。他由衷欢喜地歌颂新式农具龙骨车，他深切体会吴中田妇“忍见黄穗卧青泥”的悲苦，他具有仁政待民，慈悲济世，与民同忧乐，悲悯情怀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拔众生苦，施予众生乐;他无畏顽强，破除迷信，如此“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心量，正是一位菩萨行者精神的展现，堪称是人间菩萨。

　　苏轼晚年“过广州，买得檀香数斤，定居之后，杜门烧香，闭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还“学寿禅师放生，以证善果” 。苏轼不但自己不杀，也劝朋友们戒杀。为了忏悔自己杀生的罪业，他先后多次戒杀放生。

　　苏轼一向崇信佛教，与僧人交往密切，又熟读各种佛经，深谙佛理，因而佛教的慈悲济世思想给予他许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