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 刘贤高：返回

  　一

　　大足石刻开凿于初唐，历经晚唐、五代，鼎盛于两宋。在全世界8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石窟类遗产中，大足石刻代表了公元9—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是人类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和巅峰之作。

　　它是在我国北方石窟于中唐之后走向衰落之际，在我国南方崛起的又一座大型石窟群。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巴蜀唐、宋石刻造像，续写了我国晚期佛教石窟艺术新的篇章。从晚唐至两宋的四百余年间，大足作为昌州州治，成为区域政治、文化中心。大足境内陆续开凿有北山、石篆山、南山、石门山、宝顶山等百余处石刻造像，其规模之宏大，蕴涵佛学哲理之深邃，雕刻艺术之精湛，成为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鼎足而立的我国晚期石刻艺术的扛鼎之作。

　　与中国早期石窟相比，大足石刻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最彻底、最生动的艺术典范。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其中国化、世俗化的历程始终伴随着佛教的兴衰与传衍，这一历史的烙印被生动的记录在了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传播履程上。从克孜尔到敦煌，从云冈到龙门，再从龙门到大足，它们不仅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也刻画了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演变轨迹和时代特征。

　　大足石刻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它植根于巴蜀文化沃土，在吸收前期石窟艺术精华和融合儒家伦理思想精髓的基础上，使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艺术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成为了最具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的典范，实现了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性融合，具有中国化、民族化、人间化的显著特点。

　　二

　　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会议，将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等五处摩崖造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会议通过的决议中，认定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三条标准：大足石刻美术价值之高，风格和题材之多样化，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密宗，中国的道教和孔子儒家在大足石刻中三教合一，首次形成了影响很大的三教和睦相处的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宗教信仰兼收并蓄的现象在大足石刻这一特殊的艺术遗产中得到了具体而形象的表现。这后两条标准，精准的概括了大足石刻思想文化内涵的特色和重大社会价值趋向。也可以说，大足石刻众多的儒、释、道三教造像，是其代表佛教中国化的最重要的见证;而大足石刻中的祖师式佛像，以及各式世俗化的观音，市井乡野的生活场面，无不显示出大足石刻“人间佛教”的光晕和色泽。

　　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在大足石刻造像中可谓十分凸显。在北山石窟延续了250多年的石雕长廊里，佛教净土宗、密宗、禅宗等都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龛窟石像。繁丽精工的“净土”，多头多臂的菩萨，形色各异的观音，可谓美轮美奂。而矗立在石窟中部、被称为“寰宇间仅此一刻”的《古文孝经》碑刻，其价值已不仅仅在于儒家经典在这里成为稀世孤本，更重要的还在于孝道思想在这座石窟寺里与佛教尊神一道受到同样的尊崇和礼拜。在宝顶山石窟这座中国唯一一座经整体构思、内容连贯、被称之为“凡释典所载，无不备列”的大型石窟中，已远非释典教理的简单演绎，孝道思想更是这座佛教石窟浓墨重彩加以宣扬的核心内容。《父母恩重经变相》表现的临产受苦恩、生子忘忧恩、怀胎守护恩、咽苦吐甘恩等十一组雕像，以其连环画的形式如歌如泣地叙述了父母双亲含辛茹苦养儿育女的艰辛历程。而造像旁“百岁惟忧八十儿，不舍作鬼也忧之;观喜怒，常不犯慈颜，非容易，从来谓色难”的榜题文字，与《论语·为政》中的“子夏问孝，子曰:‘色难’”之说已毫无二致。《大方便佛报恩经变》以六师外道谤佛不孝、舍身饲虎、割肉供父母、鹦鹉行孝、剜眼为药、行孝证三十二相、睒子行孝、因地剜肉、鸿雁传书、舍身求法、亲探父王病、释迦葬父等十二组浮雕史诗般的描绘了释迦牟尼前生今世一个又一个报孝父母恩德的故事。《观无量寿佛经变相》则以“大藏佛说”的口吻明言行孝才是进入天国的门票。由此可见，援儒入佛、宣传孝亲观念已然成为宝顶山石窟最为显著的特质。而在石篆山石窟，我们在中国早期石窟不能见到的儒、释、道三教共尊的景象，在这里却成了三教艺术的大观园。老子龛、孔子龛、三身佛龛等三教的尊像堂而皇之的供列在一起。石窟主建者严逊的碑记道明了个中原委：“其教(佛教)能使人愚者避恶趋善息贪，贤者悟性达理，不昧因果，是于先王致治之礼法，盖有所补而不可一日亡也”。可见，宋代以做“佛事”为由，行三教之礼法、修养而贵为时尚，成为乡绅名士们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

　　大足石刻的世俗化明显的表现为突破了宗教雕塑的旧程式，有了创造性的发展，神像人化、人神交融的特点十分显著。无论是大足北山第125龛的数珠手观音，第136窟内的普贤菩萨、日月观音、玉印观音，第113龛的水月观音，第122龛的诃利帝母等菩萨，还是大量的善财、龙女、象奴、狮奴等种种侍从之像，皆系现实人物的真实写照，皆具人之风韵。在宝顶石窟中，此类造像更可谓举目可见。《牧牛图》中的牧人，《父母恩重经变相》中的男女老幼，《地狱变相》中的“十王”与侍者，以及十八层地狱的受刑者，《柳本尊行化事迹图》中的善男信女，《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中的六师外道，《观无量寿经变相》中的乐童、莲花童子等等，一眼望去便知是人。其次，这一时期佛教艺术呈现出生活化的最重要的见证，是在石窟造像所表现的佛国世界里大规模地出现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场面。我们仍以大足宝顶山为例。宝顶石窟的许多经变相，与其说是佛教教义的物化反映，倒不如说是世俗生活的折光。且不说《地狱变相》中养鸡女的情态，饮酒人醉后的昏乱，以及《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 中六师外道手舞足蹈、独奏横笛的民间歌舞场面，单就《父母恩重经变相》中佛前求子、怀胎守护、临产受苦、生子忘忧、哺乳小孩、母子同睡、婚娶宴会、送别教子等一系列养育子女的场景来看，或者仅就《牧牛图》中溪泉潺潺、流水淙淙、仙鹤伫立、牧人放牧这种山水美景与劳作者辛勤耕作融为一体的牧牛场面来看，都是把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世俗生活情趣融入了宗教艺术之中。

　　再者，从其反映的生活面的广度和深度看，其世俗化的特征亦很明显。许多原为民间信仰的神灵变成了宋代大足石窟造像中的重要题材。以十殿阎王为例，它本为唐末出现的民间俗说，与民间实际的丧葬行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后来却依附佛典将其变成了佛教神，至宋代则完全以佛教或道教的形式出现。就佛教而言，是以《阎罗王授记经》来支持其传播的。应该说，宝顶大佛湾、小佛湾《地狱变相》、北山第253号、石篆山第9号等龛窟中所刻的十王像均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又如，原为民间信仰神的雷公、电母、风伯、雨师为佛教所吸收后亦出现在了大足宋代石窟造像中。从总体上看，大足宋代石窟中的主要造像题材，基本上都是当时民间较为流行的，是已经深深根植于俗众的信仰之中，而为人们所特别崇奉的。

　　三

　　人间佛教是基于太虚大师在民国初年倡导的“人生佛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后经印顺、星云、证严等近代佛学大师的倡导和推广，遂成为中国近现代重要的佛教改革运动。它所具有的人间性、生活性、利他性、喜乐性、时代性、普济性的基本特征，对近现代佛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其实，整体考察佛教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间佛教的形成和演化绝非偶然，而是传统佛教在历经漫长的发展和嬗变后，在中国文化长期的浸润下所形成的。就其发展脉络而言，宋代佛教的基本形态就体现了传统佛教向人间佛教演变的雏形。大足石刻便是承载和反映这一历史转折时期佛教思想内涵和基本特质的艺术杰作。

　　印顺法师说过，“人间佛教本是佛陀时代就有的原始佛教的根本思想。人间佛教所主张的“学佛做人”, 所提倡的“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等思想, 是具有普遍意义”。近现代人间佛教的兴起是佛教根本教义与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佛教革新运动，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最可宝贵的智慧结晶”，成为当今佛教的发展方向和主流思潮。佛教的世俗化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贯穿于整个佛教史，近现代人间佛教的蓬勃发展正是沿着这个基本方向前行的。从现代佛教发展的趋势看, 一些国家、地区和佛教组织团体, 都把积极入世和参与社会作为其佛教活动的基本原则和明确追求。尤其是倡导人间佛教运动的佛学大师们，对人间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途径都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积极实践。

　　赵朴初居士撰写的《佛教常识答问》一书，系统阐释了“人间佛教”的观点，并强调要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他在总结中国佛教三十年工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时代要提倡人间佛教，号召佛教徒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这次会议，将人间佛教思想确定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思想，使人间佛教成为中国大陆佛教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从此，人间佛教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紧密契合，极大地推动了人间佛教在大陆的发展与实践。

　　印顺法师作为太虚大师的弟子，在大陆时即已接受了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入台之后更以“了竞太虚之志”为己任，努力推动人间佛教在台湾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注重青年、处世、集体、在家的人间佛教理论原则，而且提出了振兴佛教“要靠兴办教育、文化和慈善(事业)这三大救命环”，影响了台湾大批青年，这批青年成为70- 90年代台湾人间佛教建设之中坚。

　　星云法师“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发展宗旨，形成了具有“传统与现代融合、僧众与信众共有、行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艺文合一”的特点。

　　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功德会以“‘为佛教、为众生’为宗旨，以‘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世界无灾难’为弘愿”，在推动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志业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圣严法师为首的法鼓山则以“‘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发扬‘奉献我们自己，成就社会大众’的精神，提倡全面教育，落实整体关怀”。

　　惟觉法师建立的中台禅寺则以“弘扬禅宗心法为宗旨，并积极推动僧众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在净慧法师和其倡导的“人间佛教”新形式——“生活禅”理念的推动下，逐步地扭转了佛教长久以来在人们心中消极避世的印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推动了人间佛教的发展进程，在佛教与社会、佛教与青年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出有益的尝试。

　　在大师们的圆融智慧和悲悯济世的不懈探索中，很多学者和僧众也在现代社会的急流对撞中摸索感悟人间佛教现实与未来的发展趋势，企图把握人间佛教发展的基本动向。有人对近现代以来人间佛教运动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指出了人间佛教发展的几个基本趋向：一是佛教人间化的社会化趋向。要求僧人不仅要有坚定的信愿，扎实的修证，丰富的佛学知识，还必须具有一定的世间知识和良好的交流能力，必须具有圆融出入世法的智慧，体现人间佛教 “即世而出世、入世而济世”的特色。二是佛教人间化的世俗化趋向。佛教之所以成为文化的宗教，更深刻的内涵是指它普遍地深入民间社会，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深刻地影响众多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极大地发挥它化导世俗、收摄人心的作用。三是佛教人间化的现代化趋向。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经济特征的现代化，引起了人间社会的震荡。面对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潮流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佛教僧伽也在努力调整自身，既保存和坚持佛教自身的价值观，又因地应机地吸收新东西，既恪守佛教因袭的优良传统，又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以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四是佛教人间化的道德化趋向。从佛教有着系统化理论化的戒律来讲，它也是道德化的佛教。随着市场经济、人才竞争愈演愈烈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些作为企业家、作家、明星、商人、下岗失业者乃至离退休和病残人员的信众，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已难于奉行五戒和持斋的轨范，更不能如期去寺庙拜佛、参加法事活动。但他们在心灵上却能严持戒规，以约束自己。在社会日益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信众的知识层次也在不断提升，职业也越发受专业化、市场化影响，佛教的道德化趋向也将越发突出。

　　也有学者指出，人间佛教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在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一者在面对世俗化的挑战时，佛教往往处于被动的一方，以忙于应付的多，积极引导的成分不足，即“人间化”意味较浓，而“化人间”的成分不足。尤其在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发展浪潮及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时，佛教的应对之策难见有效性，因而它与适应现世经济的世俗化成为世人垢病的对象。二者汉传佛教发展到今日，其前途和发展方向在哪里?在海峡两岸业已取得丰硕成果的“人间佛教”发展模式是否能够成为全球佛教的发展方向，现在还不明确。三者大陆和台湾佛教在“契机”上做得较为成功，都能够及时地将佛教的理念施教于各类不同的对象及领域。但在“契理”的成分上，如何用佛教的教义、教理甚至教规来有效地解决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碰到各种问题和危机，仍存有更待进一步加强、提高的内容。四者即“人间佛教”在与现代社会交融过程中的宗教性问题，如何在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大环境中保持佛教的本质，突出其神圣性和超越性?不能不说，这些问题确实切中人间佛教运动发展中的命脉，关乎人间佛教引向何处、如何走的关键问题。正如赵朴初居士在三十年前的报告中所言，“中国佛教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赵朴初明确指出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对于第二个问题，赵朴初回顾历史，结合中国佛教建国以来的发展经验和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任务，倡导应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即:应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对“人间佛教”这一理念，无论是太虚大师、印顺导师，还是星云大师或赵朴初居士，都没有对其发展的具体形态作明确的规定，而只是就其弘扬的内容、实现的目的作了宽泛说明，并且这种说明的解释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契机”进行的。因此，不管“人间佛教”是一种思想体系也好，是一种发展形态也好，是一个发展阶段也好，亦或是一种思想理念也好，今天都到了一个可以改变的时候。

　　四

　　研磨大足石刻多年，总以为大足石刻于人间佛教，可以为我们展示唐宋之际佛教人间化、世俗化的种种余迹，也足可以为今天人间佛教运动提供宝贵的借鉴和思考。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魏晋，至唐趋于鼎盛，唐中叶之后，佛教日渐衰落，这是学界的共识。与此相应，唐中叶之前，中国北方开凿有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闻名于世的大型佛教石窟，俾证佛教运势的兴隆;唐中叶之后，北方石窟的开凿哑然匿迹，表明北方佛教已然凋敝消落。而惟南方大足石刻在此续绝之际，异军突起，佛运当兴，将中国佛教石窟的开凿往后又延续了四百多年。大足石刻何以在佛教整体局面每况愈下的情势下，重获新生而又发扬光大呢?

　　一个清楚明白事实告诉我们，大足石刻佛教义理及其艺术形式的重大转型，集中体现了人间佛教思想的萌芽和泛觞。当然，出现这种人间化的趋势也绝非偶然。首先我们知道，经过唐代鼎盛之后的宋代佛教在理论上已经显得平乏无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衰落，但同时，它又通过世俗的途径，于勾栏瓦肆间找到了一条出路，那便是将佛教信仰进一步惨透到民间，使佛教民间信仰的基础更为广泛。其次，正是宋代佛教的“人间化”，才促使大足地区的佛教信仰盛极一时，出现了一大批热衷于石窟建造的俗众。正如敦煌莫高窟的出现，是因为它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使石窟艺术在敦煌有了开花结果的土壤;云岗石窟的诞生，是因为当时平城作为北魏王朝的首都，皇室显贵倾举国之力，开凿了北魏境内最大的佛教圣迹;龙门石窟的兴起，与北魏迁都洛阳和大唐的赫赫国威、武则天的权势紧密相联，而大足石刻则是最基层的信众为了广种“福田”出资建成。也正因如此，在中国北方石窟走向衰落之际才会有规模宏大的大足石刻的出现——这正是大足石刻之所以有别于其它石窟的最重要因素。因为，俗众是一个石窟出现的最广大和最深厚的现实基础。再者，大足石刻中的大部分造像并非礼拜像，而是阐教像。如宝顶山石窟建造的主要目的不单是满足信众的崇拜供养，更重要的是扶助王化、匡济世风、宣扬佛法，拯救宋代每况愈下的佛教。因此，宝顶山石窟主建者赵智凤以援儒入佛为手段，以信众广为接受为前提，以佛教中国化、民族化、世俗化为方式，生动地展现出宋代人间佛教的历史画卷。

　　大足石刻作为承载和反映人间佛教思想的艺术宝库，它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其艺术性的表现和通俗化的理解，对传统佛教哲理进行了合符时代需要的创造性转换，对传统佛教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深厚内涵作出了全新的诠释。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生命力。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启迪我们做一些新的思考：

　　一、大足石刻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造像群，体现了佛教兼容吸纳的新的时代特质。前文所述的大足石刻佛教造像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吸收，对道教道法自然思想的并蓄，充分反映了宋代佛教自我改造、更新、包容的一个新面貌。佛教与儒、道二教曾经历了长期的抗争与对峙，在宋代方形成三教融通的历史局面。佛教顺应并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摒弃宗门教派的陋俗成见，实现了佛教在新的历史潮流下的华丽转身，从而踏上了一条新的发展旅程。在佛教走到今天这样新的历史关口，更要有吐故纳新、互相包容、互相学习的胸襟和气魄。近现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明和普世价值观的冲击和影响之下，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也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佛教当正视历史积淀的这一格局，不仅不退缩，不封闭，而是迎头进取，在儒家文化、道教文化蓄势光大振兴的思潮下，选择人间佛教的正道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人间佛教的道路或许需要我们更坚强的宗教改革和创新的勇气，不仅向儒家、道家文化借鉴学习，甚至也可向西方的宗教文明学习，广采博收，让人间佛教的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二、大足石刻生动的世俗化造像体现了人间佛教的勃勃生机。宝顶山石窟主建者赵智凤原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僧人，但却是宋代践行人间佛教的佛学大师。由他清苦七十余年，以“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的坚韧意志，开创了中国唯一一座整体构思、内容连贯的大型石窟，不仅在当时备受朝廷官吏的尊崇，也受到僧众世俗的拥戴，及至宝顶香火传至明清，尚有“上朝峨眉，下朝宝顶”的民谣赞誉。赵智凤营建的宝顶山石窟，是向僧众世俗传法布道的密宗道场。这个道场不同于一般的密宗坛场，而是将“一代大教收罗毕尽”，精心组织演绎，核心义旨是“刻石追孝”，匡济一代世风。更为重要的是，赵智凤不拘泥于佛典仪轨的约制，大量铺陈中国僧人编撰的佛经和变文，宣扬其祖师柳本尊居士的民间行化事迹，用牧牛、养鸡、沽酒等世俗生活寓含佛学义理，构建了一处醒世化俗的人间佛教艺术圣地。对于今天我们正在积极推行的人间佛教运动，不少大德志士慧眼鉴识时代发展的契机，提出了“都市佛教”的发展理念，为佛教在我国现代化都市建设发展中探索前进的方向。也有寺院禅林倡导“人文佛教”作为践行“人间佛教”的抓手。无论“都市佛教”抑或“人文佛教”，我们注意到当今佛教引领的前缘都是以人文关怀、积极参与社会慈善福利活动作为其核心理念。我坚信这是一条康庄的光明大道，宋代大足宝顶山石窟“人间佛教”践行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引导信众在社会生活中对佛法善行的自我觉识，对社会普世价值的趋同认可和对小我的淡泊舍弃精神，是“人间佛教”运动主导的根本价值取向，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