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佛学智慧是中国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部分返回

　　方立天，1933年生于浙江永康，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助教、讲师，1984年经教育部特批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主要从事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佛教哲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主要著述有10卷12册《方立天文集》，分别为《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法藏与〈金师子章〉》、《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等。

　　在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中，印度佛教自东传以来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学者的哲学思考。佛教对于中国文化有什么意义?中国佛学形成了哪些特有的品格?近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著名佛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方立天教授。

　　毕生与佛教佛学结缘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对其他领域而言，佛学研究比较冷僻，您是怎样走上这条研究之路的?

　　方立天：我选择佛学研究有感性和理性的原因;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是众多因缘条件的结果。在北大的学习提高了我对佛教的理性认识。通过冯友兰、任继愈先生的课，以及阅读典籍，我了解到佛教是思想广博、深奥的体系，既是宗教，又是内涵丰富的哲学，从而萌生兴趣，也改变了思维方式。

　　研究佛教还与我个人的幼年生活经历有关。我母亲崇信佛教，又因很多子女夭折，所以格外保护我的生命。我出生时，母亲专门住在一个名叫“观音塘下”的小山村里待产，还把我的小名“观生”写在纸上，贴在村里关帝庙中的神像背后。由于这些缘故，我内心并不排斥佛教，反而有亲近的感觉。浙江是佛教大省，受禅宗和天台宗的影响很大，在集市上替人看病、买药的村医常是和尚。佛教治病救人、解除痛苦的行为令我印象深刻。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有了研究佛教的平台。人大的教研室规定老师不仅应在教学上通讲中国哲学史，还应分时间段对其进行研究。开会的时候，因为我发言较晚，先秦、两汉、宋明到近代都已有人报名研究，所以我准备从无人研究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入手。这个时期儒释道并行，起初本想在研究中兼顾三者，但精力有限，最终决定主攻最难的佛教。从此，我毕生便与佛教结缘。

　　《中国社会科学报》：汤用彤、任继愈等前辈均对中国佛学史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您认为自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方立天：首先我无论是治学方向还是目标，都师承了北大学脉的传统。胡适、汤用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和石峻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和演变，我深受他们的影响，也从这个角度展开研究。在这个学术系统中，我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重视佛教的中国化研究，即自从印度传入后，如何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实际相结合并发生变化。二是思考佛学研究和讲授如何才能通俗易懂，如何用现代语言表述，如何采用现代方法研究现代问题。三是我多年来总感觉中国哲学史课程中佛教的内容讲得不充分，所以研究佛教时有一个心愿，即深入探讨中国的而非印度佛教哲学的内容。我认为，应对历史上中国佛教思想家的成果加以整理，使其系统化。我的努力也集中在这些方面，形成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三部书，做了些为学术添砖加瓦的工作。

　　典籍整理是佛学研究的基础

　　普陀山 资料图片

　　《中国社会科学报》：佛学文献可谓浩如烟海，您多年来致力于相关文献的整理工作，对现代学术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能谈谈您所主持的相关工作细节和新进展吗?

　　方立天：典籍是佛教传承的载体，它的整理工作非常重要，也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我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一些同行合编了一套《中国佛教思想史资料选编》，对中国僧人与佛教徒的著作择其要者加以标点。这套书具有比较大的思想史资料意义。二是我自己校点了华严宗法藏的《金师子章》，作为他向武则天说法的内容，虽然篇幅不大，却具有重要意义。我从版本、标点、对勘、注释、经义和评述等六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整理，编撰成《华严金狮子章校释》一书，得到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的欣赏，并亲自为之撰写书评加以介绍。此后就很少介入具体的典籍整理工作，更多的是帮助和扶持年轻人做相关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正藏》和《中华大藏经》是以往较为全面的汉语佛学文献总集中的代表。随着敦煌遗书的发现和近年来文献整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要在文献方面拾遗补缺，您认为未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方立天：首先，目前古籍数量还在减少，应对其进行保护。如北宋“开宝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木刻的《大藏经》，本有数千卷，印量也较大，且曾分赠给周边的佛教国家，但目前全世界仅剩十余卷，目前古籍的保存环境还不太理想，因此保护古籍非常重要。其次，仍然缺少完整的中国佛教典籍著作目录。对汉文写本和刻本佛典的整理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另外，从海外搜集佛典也很重要，如日本保存了大量典籍，但也还没有相关的总目，应对这部分资源加以利用。南传佛教典籍也值得重视，东南亚佛教与我国云南等地流行的上座部佛教属于同一系统，也能提供重要的资料。整理是为了使用，因此对佛教典籍，特别是重点典籍加以现代整理是努力的方向。此外，还要加强对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佛学原典，您也高度关注历史上重要的研究性文献，这些成果对今天学者研究佛学思想有哪些意义?

　　方立天：历史上的研究性著作，如《三论玄义》和近现代一些学者型佛教徒的著作对当下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些资料反映了中国佛学思想发展的脉络、过程，在事实考辨、思想观点和方法层面都有参照作用。相关研究可分为教内人士和教外学者著作。近现代佛学研究中，汤用彤影响巨大，他考证修改了许多佛教史上的重要观点，提出的“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的方法仍很重要。我也曾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绪论”中阐述了该思想。

　　佛教思想广度和深度可能超越儒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佛学虽然来自印度，但经过漫长的本土化过程，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部分。从整体上看，研究佛学史对思考中国思想史有什么价值?从更大的文化接触史范围来说，对思考不同文化相互接触、融通的历史又有什么意义和可资借鉴之处?

　　方立天：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中国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和成功范例。现在中国人很少有把佛教视为外来的，印度佛教思想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思想史方面，我认为佛教的思想广度和深度可能超过儒、道家学说。因为佛教是中印两大文明中佛教精英创造的结果，体系庞大，对问题的思考也很深入。比如，佛教讲三千大千世界，就很接近现代所谓的世界无限性。从微观上讲，佛教还认为事物无限可分。在人生的思考方面，佛教也与儒、道不同，儒家关注现实人生，而道家关注人生的无限延续，得道成仙，佛教则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之说。佛教在理论上更有深度。人有现实生命，但其未来的走向，是人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在认识论上，佛教强调直觉思维，如禅宗这方面的思维就比其他的中国哲学更充分和丰富。另外，如唯识学，将人的意识分为多个层次，提出末那识、阿赖耶识，甚至还有更微妙的第九识，这种细腻与深入值得我们思考。此外，佛教还有自己的心性学、因明学，从整体上讲，佛教的思想体系更为广博和深入。

　　如果没有佛教，中国的思想可能会单调很多。从文化接触的角度看，佛教入华后，与儒、道教交涉磨合，三大文化形态都出现了深刻变化。例如，佛学的很多理念对儒学构成一种启示，特别是华严禅，如宗密等人结合了禅法与华严思想，探讨理和事、理和心的关系，其理论结果在根本概念和思维方式上影响了儒家宋明理学的思考，并形成了如王阳明心学这样的结果。不同文化的接触，依然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渠道。目前我们面临着文化转型与调整，通过中西比较而综合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佛学思想具有独立品格

　　《中国社会科学报》：佛学思想本来自域外，但在中国却获得了独立品格。您认为中国佛学思想与印度佛学相比有何差异?

　　方立天：中印佛教的根本宗旨一致，都要解脱烦恼痛苦、超越生死。两者的差异表现在思想和实践两方面。中国佛教中禅宗和净土宗相当有代表性，并在后来的发展中占支配地位，这都是印度没有的宗派。这两派都强调修行的简易，如净土宗认为通过简单的念佛就能往生极乐，而禅宗强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这都是印度佛教所没有的。从神灵结构的角度讲，两者区别也很大，印度佛教强调罗汉、菩萨、佛这三个神灵层次构成依次提高的系统，其间界限清晰—罗汉自觉，菩萨自觉、觉他，佛不但自觉、觉他，还觉行圆满。但佛教传入中国后，菩萨的地位变得很高，围绕四大名山形成了四大菩萨的信仰，特别对观音菩萨的信仰更为普遍，其知名度甚至超过了释迦牟尼。这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条件和需要有关，作为一个宗法社会，中国社会很看重男孩，于是观音也由男变女，成了送子娘娘，而整个佛教的神灵崇拜系统也因此而调整。此外，中国佛教徒的生活方式与印度不同，如印度佛教徒不参与农业生产，中国则强调农禅并重，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要对中国本土佛学加以描述和概括，您觉得它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方立天：与印度相比，中国佛教的特性有六个方面。一是重自性，强调发掘、显现原有的本性以成佛。二是重现世，即现实人生，想通过拜佛增加现实中的福禄寿;印度佛教则强调经过漫长、多世的修炼方能成佛。中国的禅宗和目前的人间佛教更关切人生问题，强调通过道德普及达到人间净土。三是重禅修，有众多的修养方法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这与佛教本来提倡的戒定慧三学重点不同。四是重顿悟，一有体会，当下即是。印度虽然也讲顿悟，但多数情况下还是强调修炼的渐进性。五是重简易。中国人不喜欢太复杂的东西，如法相唯识宗好谈名相，较为繁琐，很少受关注。相反，只求念佛的净土宗，信徒就很多。六是重圆融。中国佛教的发展本身逐步走向融合，从隋唐的八派走向禅净合流，并在其中融合了天台、华严、唯识各宗的思想。而印度佛教中派别分立，更强调彼此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将中国佛学思想的品格置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中考虑，应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集中反映了后者的哪些内容?

　　方立天：中国佛教思想丰富了传统文化，而这与其自身的学理系统以及与儒道的区别有关。儒家是人本主义系统，追求个人修养与社会秩序的安定;道家讲自然无为，强调尊重客观规律;佛教重解脱，即解脱人类的烦恼痛苦、超越生死轮回，是一个解脱主义的系统。人类总要面对死亡，如何安顿死亡是人类信仰的需要，也是佛教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原因。佛教的解脱主义系统还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即因果报应。佛教宣传缘起论，强调有因必有果，认为它不仅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也是人生的法则，虽然中国以往也有近似的因果报应论，但其视域较为狭窄，不如佛教的那么系统完整。有了这个理念，很可能对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与稳定有积极的作用。

　　学术研究提升佛教文化品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信仰层面上，您认为佛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什么价值和作用?

　　方立天：我经常思考佛教信仰的价值与作用问题。目前对于佛教的信仰还在发展，是正常、必然的现象，也是符合群众信仰需求的。大约20年前，我与季羡林先生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次宴会，我问他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教，哪种比较好。季先生回答说：“佛教，因为它讲的道理比较切合人生与社会的实际。”他的话对我很有启示。

　　佛教对中国社会的正面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调整心态。佛教讲“无我”，即不要太突出、太强调自我，这种思想对破除名利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都有意义。其二提高道德。如佛教的自我定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说明它是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上，要人去恶从善的道德性宗教，对道德建设有普遍意义。其三推动社会和谐。缘起论强调一切事物相依相对，适应当前时代的需要。佛教当然也有缺陷，如耗费巨资修庙、造像，一般信仰者倾向于单纯地烧香拜佛，缺乏对道德理念的追求。但总体来说，佛教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积极、正面作用占主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信仰摆脱其盲目性，而变得有理性与节制，就要求信仰者能真正把握信仰背后深层次的思想和学理。您认为专业的佛学研究能以什么样的方式与民众的佛教信仰互动并发挥范导作用?这种互动对两者未来的发展将产生什么影响?

　　方立天：学者要从三个方面思考自己的研究方式。一要客观冷静、不带偏见和主见、从事实出发研究佛教。二要对佛教进行文化解读和诠释。这不是取消佛教信仰，而是充分发挥其自身文化内涵和特有优势，既有助于促进佛教徒素质的提高，又有助于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三要挖掘佛教内在的积极内涵，经过新的创造性转化形成新的理念，适应时代、人民的需要，推进社会文明建设。关于佛教，我形成了八个观念：缘起、因果、求智、从善、平等、慈悲、中道、圆融。这都是佛教能在当代发挥价值的进步理念。

　　学者与信众的互动对未来有很大影响，学界的客观研究成果有助于提升佛教文化品位，增加其理性成分，减少盲目性、极端性、狂热性，真正把握智慧、道德和利他精神。互动也有助于整个佛教健康良性地发展，促进宗教学术的研究，增强学界研究的责任感、使命感，丰富宗教学的内涵，在相互理解中促进彼此和谐，推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