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素食传统浅谈 返回

        中国汉传佛教的素食传统，一般认为是在梁武帝时确立的。但是，在梁武帝以前，《高僧传》中就出现了大量“蔬食”高僧，为素食传统的建立提供了历史依据。《高僧传》中高僧的蔬食，如智严出家后“纳衣宴坐，蔬食永岁”，求那跋陀罗“自幼以来，蔬食终身”，其背景、原因以及情形各有不同。

　　一、隐居于山林，唯有蔬食，这是现实生活所迫;另一方面，道家求仙者的形象对中国高僧影响非常大。求仙者大多有蔬食的要求，甚至不食五谷。如道安受具足戒后，“栖山木食”。支遁自称“野逸东山，与世异荣，菜蔬长阜”，因见鸡蛋中的小鸡而蔬食终身。帛道猷在与道壹的信中说：“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服饵蠲疴，乐有余也”;单道开在出家前，“绝谷饵柏实，柏实难得，复服松脂。后服细石子，一吞数枚，数日一服，或时多少啖姜椒。如此七年，后不畏寒暑，冬温夏凉，昼夜不卧，与同学十人共契服食”。道教重视服气、辟谷、服饵诸术，认为元气为生气之源，气在则神随生，得元气则生，失元气则死。“服气”亦名吐纳、食气，即吸收天地间之生气。“辟谷”亦称断谷、绝谷、休粮、却粒，即是不食五谷的意思;道教认为人体中有彭倨、彭质、彭矫等三尸，分别喜欢宝物、五味、色欲，是欲望产生的根源，是毒害人体的邪魔，而三尸是靠谷气生存;所以，人若不食五谷，断其谷气，那么三尸在人体中就不能生存;要益寿长生，必须辟谷。但是，不食五谷仍然要维持身体，所以食茯苓、巨胜、黄精、大枣等物。“服饵”就是服食丹药。

　　这些道术传入初期中国佛教，引起高僧的实践。如法成“不饵五谷，唯食松脂，隐居岩穴，习禅为务”;僧从“不服五谷，唯饵枣栗”，但是“年垂百岁，而气力体强，礼诵无辍”;法光出家后，实行头陀行，“绝五谷，唯饵松叶”，后来誓志烧身，“乃服松膏及饮油”;法恭出家后，“苦行殊伦，服布衣，饵菽麦”，同传记载乌衣寺僧恭“亦不食粳粮，唯饵豆麦”。

　　二、儒家强调服丧期间，必须断绝肉粮。《仪礼·丧服》说：“斩者何?……居倚庐，寝苫枕块，哭昼夜无时。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寝不说绖带。既虞，翦屏柱楣，寝有席。食疏食水饮，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练舍外寝，始食菜果，饭素食哭无时。”同时，儒家亦以不杀生为仁的体现之一，如《孟子·梁惠王上》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服丧必须蔬食，成为孝道的表现方式，而且得到中国佛教徒的支持与实践。如竺法旷“及母亡，行丧尽礼，服阕出家”，道恒亦是“后母又亡，行丧尽礼，服毕出家”，僧镜“家贫母亡……乃身自负土，种植松柏，庐于墓所，泣血三年，服毕出家”，这都是严格按照儒家的礼仪服丧。儒家礼仪深入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层面，不但是佛教徒，即使方外隐士亦皆如此。如《晋书·隐逸传》记载郭文“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恒著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孟陋“丧母，毁瘠殆于灭性，不饮酒食肉十有余年”。而且，梁武帝断肉食的奉佛生活实际上就是父母亡后，如《净业赋》说：“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可见儒家孝道思想对中国佛教素食传统的建立，具有很大的影响。

　　三、蔬食有助于持戒，树立苦行的修道形象，而且是德行的象征。如慧远的弟子昙顺“蔬食有德行”;如《慧观传》附传有法业“蔬食节己”，所以晋陵公主为他建造南林寺;慧猷“蔬食履操”，法珍“蔬苦弗改，戒节清白”，慧温“疏苦并有高节”。蔬食者控制了自己的欲望，断绝了俗世生活的习惯，无疑是道德操行高尚的表现。

　　四、蔬食有助于坐禅、诵经、持咒，是修道生活的助缘。如道恒“蔬食味禅，缅迹人外”;慧安“蔬食精苦，学通经义，兼能善说，又以专戒见称”;普明“蔬食诵经，苦节通感”;竺僧显“贞苦善戒节，蔬食诵经，业禅为务”;支昙兰“蔬食乐禅，诵经三十万言”;法绪“德行清谨，蔬食修禅”;慧通“蔬食持咒”;僧覆“学通诸经，蔬食持咒”。

　　五、蔬食与忏悔亦紧密相连。如僧远在出家前“蔬食忏诵”，出家后蔬食五十余年;僧侯十八岁时，便“蔬食礼忏”，出家后直至临终，“鱼肉荤辛，未尝近齿”。

　　僧尼蔬食的出现，还受传译经律的影响。公元418年开始，《涅槃经》、《楞伽经》、《央掘魔罗经》、《梵网经》等，极大影响了禁绝肉食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十诵律》的译出，在《十诵律》卷二十六中，佛陀制戒：“听啖生肉饮血，应屏处啖，莫令人见”，因为得病而食肉，但是不应令人看见，无疑从另一方面说明佛陀不准许非病的比丘食肉饮血。

　　中国儒家孝道思想、服丧的规定以及道家求仙的修道方式，经义与戒律的规定，现实蔬食者的大量存在，为梁武帝提倡素食奠定了基础。

　　梁武帝对僧尼断酒肉的推动，不仅有经典、历史的背景，亦有士大夫群体的支持。尤其是周颙、沈约等士大夫相继提倡素食，对梁武帝影响很大。周颙是宋齐时期的文人，晚年热心素食，而且力倡素食。沈约对素食的推动，在他的《忏悔文》、《舍身愿疏》、《究竟慈悲论》中都有体现。

　　中国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梁武帝是最核心的人物。梁武帝对禁断酒肉的提倡，不仅有自身的生活实践，还是齐梁佛教的现实需要。

　　齐梁时期佛教发展迅速。随着寺院僧团势力的发展，难免与君权产生冲突。梁武帝积极提倡佛教，导致寺院、僧尼人数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僧尼的弊病亦不断出现。在士大夫对佛教提出改革的意见中，便有“僧尼皆令蔬食”，这是以蔬食作为持戒和道行的标准之一，成为改革佛教的关键性办法。

　　从梁武帝自身来说，虽然他出身贵族，但是信仰佛教后，他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能够誓行不杀生、不饮酒、不肉食的菩萨戒。所以，他提倡禁断酒肉，无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梁武帝以法云法师等为代表，针对传统佛教僧伽的流弊，提倡菩萨慈悲、严守戒行的新精神，以“断酒肉”为实践之始，来匡正佛教。所以，梁武帝是利用了一批明经、解义、持律的比丘，以戒律、法义的辩论，来导正僧伽流弊，将“断酒肉”运动发展成为佛教内部的自觉，从而避开王权与僧伽的冲突。

　　从“断酒肉”的整个运作来说，梁武帝、法云法师等先后举行了两次法会，对断酒肉进行公开辩论。法会经过策划，《断酒肉文》经过梁武帝与法云等高僧的讨论，而且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与“食肉者断大慈种”等证据确凿的理论依据。经过两次法会的举行，通过法义与戒律两方面的讨论，在思想上进行统一，而且通过国家行政机构发布诏令，并且由当时佛教领袖负责传布，从而在实践上保证了“断酒肉”政策的推行。(信息来源：中国宗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