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佛教有外交功能 应得到充分运用返回

　　黄夏年(资料图)

　　菩萨在线佛讯 教作为印度文明成果传入中国2000年，经国人吸收消化后，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之一，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佛教有很多功能，例如传统的治理与改善人心、稳定社会的功能，宣传文化与提升文化发展的功能，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功能，以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功能等等。在这些功能中，我们不能不谈到佛教自身所具有的对外沟通与文化交流功能。用现在的术语来说，佛教具有对外交流的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以民间外交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

　　外交形式有二种：一是国与国之间的官方正式联络，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外交，称作国家外交。在正常的对外交流中，它代表了国家和政府的行为，以契约的形式将两个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另一种是民间团体与私人之间的往来，即我们所说的民间外交，它通过私人，或者家族、民间团体，乃至宗教、文化、体育、商贸等交流方式表现出来。与国家外交相比，民间外交属于非正式形式，双方可以制定契约，也可以不需要契约，而采用口头形式，或学术文化交流的形式。国家外交通常很正规，需要两国政府的批准和书面邀请，民间外交则既可以有正式邀请，也可以口头提出，乃至学术活动等，皆可纳入。与官方外交相比，民间外交具有多样性与灵活性。因而对官方外交来说，它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历史上许多事件，甚至重大事件，不少是先通过民间外交运作发生作用，然后引起国家和政府的注意，上升到官方外交层面的。民间外交的作用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关键是我们怎样去把握和运用它。

　　从历史上讲，国家一形成就有了官方外交，但是民间外交则在国家之前就已经存在。官方史籍中记载了大量官方外交事例，例如整本《春秋》就是讲当时各国之间如何援交，远交近攻的事例。然而民间外交事例在史册中却如吉光片羽，我们也没有对此进行总结。但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民间外交是存在的，而且不断地在产生，佛教就是典型例子。

　　综观整个中国佛教史，佛教的民间外交，除了个别朝代外，基本上就处于民间外交的状况下，其所发挥的功能对促进中外交流影响最大，有时甚至涵盖了官方外交。对佛教所发挥的民间外交功能，前人已有过评价。如《释迦方志》卷下《志游履篇第五》云：“秦周已前，人尚纯素，情不逮远，故使通聘，止约神州。汉魏以后，文字广行，能事欝兴，博见弥远。故象胥载庇藁街斯立，踰空桑而历昆丘，度鸡田而跨鸟穴，龙文污血之骥，虽绝域而可追，明珠翠羽之珍，乃天涯而必举。穷兵黩武，诚大宛之劳师。拥节泥海，信王命之遐弊。及显宗之感瑞也，创开仁化之源。奉信怀道，自斯渐盛，或慨生边壤，投命西天;或通法扬化，振策东宇;或躬开教迹，不远寻经;或灵相旧规，亲往详阅。斯之多举，并归释宗。故总别之用，开神略始于前汉。至我大唐，前后通数使之往返将二十许。且张骞寻河本惟凡俗，然创开佛名则释化之渐也。”这段话的意思是，秦周之前，教化未开，交流仅限于神州之内。汉魏以后，眼界渐宽，人们为了寻求汗血宝马、稀世珍宝之类而四处搜寻，逐渐开始向外武力扩张。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佛教的交流才是仁义教化之旅的开始。信奉者为了信仰，不惜身命，寻找经典，派遣使节，例如传说中的后汉显宗孝明皇帝夜梦金人，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到天竺，寻访佛法，迎请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等来中国，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晋敦煌沙门竺法护，西游三十六国，大赍胡经沿路译出，至长安青门外立寺。东晋凉州沙门释宝云、释法显、释智严等，进入天竺，解诸音义，再回长安及江表，详译诸经。京兆沙门释智猛与同志十五人，西自凉州鄯善诸国至罽宾，见五百罗汉问显方俗而还。最有名的当然还是大唐京师大庄严寺沙门玄奘，他于贞观三年孤身西寻教迹，沿途走过一百五十国，奉诏译经，著《西域传》一十二卷。古代中外交流史上，佛教扮演着重要角色。连接中外的丝绸之路，最活跃的跋涉穿行者就是佛教僧侣。中外僧人为了弘传佛教，东来西去，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联系，最终将印度佛教传入本国。历代佛教徒为了寻求生命的解脱，主动向外域求学，同时把佛教文化带回中国，这无疑促进了两国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他们所起的作用正是佛教发挥民间外交的最好例子。所以佛教在沟通中外、促进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佛教徒作为民间外交形象大使的最好写照。

　　印度宗教文化辐射与影响非常广泛，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接受了它的文化。特别是佛教，在中古时期一直是东南亚与东北亚地区最有影响的宗教之一，许多国家都以奉佛为其特色，佛教是加强与周边国家外交联系的最好资源之一。这一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与国外的外交很多时候都有佛教人士参与，或者是由于佛教的影响而增进了两国的友好关系，提升了外交级别。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周边许多国家给中国朝廷上书称赞中国佛教。梁大通元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后王伽叶伽罗诃梨邪使奉表曰：“……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本，不严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己身，欲与大梁共弘三宝，以度难化。信还，伏听告敕。今奉薄献，愿垂纳受。”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隐，三达六通，为世间导，是名如来，是故至诚五体敬礼。”西南夷诃罗陀国于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圣主信重三宝，兴立塔寺，周满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在这些国家向中国朝廷进贡示好带来的礼物中，就有佛教的舍利、贝叶经、佛像等等。例如梁中大通二年，丹丹国王遣使“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波斯国于“中大通二年，遣使献佛牙。”正是由于以佛教为媒介，周边诸国对中国给予了很高礼敬，纷纷示好，以表臣伏之心。宋元嘉十二年，国王师黎婆达呵阤罗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国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种智安隐，天人师降伏四魔，成等正觉，转尊法轮，度脱众生。我虽在远，亦沾灵润。”中天竺国王给梁朝上书曰：“大王若有所需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国，王之法令善道，悉当承用。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此信返还，愿赐一使，具宣圣命，备敕所宜。款至之诚，望不空返，所白如允，愿加采纳。今奉献琉璃唾壶、杂香、古贝等物。”大唐盛世，佛教对推动本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作用尤巨，著名的玄奘大师在印度留学，获得了印度国王的礼待，降服外道，声震五印。印度国王特地托他致书中国皇帝，要求两国修好。贞观十年，沙门玄奘至天竺国，在印度刮起了一股中国风。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召见玄奘说：“‘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慰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可见，古代中国佛教对中外各国外交所起的作用是显明的。由于佛教徒的宗教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与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于是一些国家与中国的来往也由民间上升为官方，派出了使者、使团到中国，如唐代的“遣唐使”等等。

　　中国僧人放洋出国，在外弘传中国文化，代表了中国的形象，扩大了中国的影响。东晋法显到印度舍卫城，告诉当地僧人他们是从汉地来的僧人，当地的僧人为之赞叹，“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以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法显让印度僧人首次看到了中国僧人的风采，赞叹中国，宣传中国。玄奘在印度宣传中国文化，印度戒日王专门请他将中国的《道德经》译成梵文。“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弃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成为日本传教第一人。他受到天皇的礼待，敕文“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大和尚。”天皇不仅给予鉴真很高的评价，而且带头从鉴真大师受戒，“初于卢遮那殿前立戒坛，天皇初登坛受菩萨戒，次皇后皇太子亦登坛受戒。寻为沙弥证修等四百四十余人受戒，又旧大僧灵佑、贤璟、志忠、善顶、道缘、平德、忍基、善谢、行潜、行忍等八十余人僧，舍旧戒受大和上所授之戒。后于大佛殿西，别作戒坛院，即移天皇受戒坛土筑作之。”鉴真大师在日本圆寂后，日本朝廷与佛教界人士悲恸，写诗称赞：“万里传灯照，风云远国香。禅光籴百亿，戒月皎千乡。哀哉归净土，悲哉赴泉场。寄语腾兰迹，洪慈万代光。”鉴真的日本弟子思托法师称赞乃师“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东。戒香余散馥，慧炬复流风。月隐归灵鹫，珠逃入梵宫。神飞生死表，遗教法门中。这是说鉴真大师来到日本，将汉明帝夜梦的金人带来东瀛，佛教的戒香在此缭绕，智慧火炬伴随着流风在日本各岛燃烧。又因为鉴真的到来，月亮、宝珠都有了灵性，它们的光辉映照着佛门圣地。鉴真所弘传的律宗已经超越了生命的界限，他建立的遗教成为法门正宗。因为鉴真是最早点亮中日佛教关系之人，日本把鉴真将中国佛教律宗传入日本，比作天竺来的摄摩腾到洛阳传入佛教，有“摩腾游汉阙，僧会入吴宫。岂若真和上，含章渡海东”之说，其功劳居功至伟。鉴真大师到日本，开启了中日两国民间外交的新时代。中国形象通过鉴真的作为更加高大，中日两国民间外交活动也得以展开。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起着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增进与各国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佛教徒所扮演的民间外交的角色，对中外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功不可没，至今受到人们的怀念与传诵。

　　二

　　历史发展证明，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都与国家的发达兴盛有着重要关系，凡是处在上升和发展期的国家，向外推进与传播影响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出于政治与经贸的需要，外交必然要为国家利益的目标服务，宗教也会在这一目标引领下，自觉不自觉地向外传教，扩大其影响，为国家利益服务。

　　如果说在唐代之前，中国佛教界主要是向外学习和输入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佛教民间外交的活动更多的是由外而内的特点，那么到了唐代，风气翕然一变，转为由向外学习到向外输出二者并举的时代。民间外交既有由外而内，也存在着由内而外的变化过程，特别是后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发展方向，并且奠定了后来佛教民间外交发展的主流。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仍然有诸多的僧人到印度学习佛教，取回经典进行传译，另一方面经过中国僧人对印度佛教的吸收与改造，促使中国化的佛教产生，完成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转型，中国佛教在唐代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宗派，完全独立出来。

　　唐代佛教的民间外交是在大国佛教的社会背景下展开和进行的。如前所言，宗教的兴盛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和相发展。隋唐佛教鼎盛，除了因为中国僧人一直致力于学习吸收与改造印度佛教思想之外，还与此时中国社会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的阶段有着重要关系。换句话说，大唐盛世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中国佛教依靠国家的力量和强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也进入到发展的盛世。唐王朝强盛、恢弘、开放的大国气象，造就了中国佛教对内自我发展，对外积极输出的勇气和精神。

　　大国自有大国的特点，大国的文化与风范，必定会影响到世界其它国家。唐王朝作为中国少有的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其宗教主要是佛教的指向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佛教外交也随着这一变化而变化，其风向标就是中国佛教开始向外输出。中国僧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到印度取经留学，而是把足迹深入到周边东亚诸国。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先后接受了中国的宗派佛教，这种风气一直沿袭到后来的宋、元、明、清，长达数百年的时间。

　　韩国与中国相依，在南朝时就开始向中国学习佛教。7世纪以后新罗政权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唐朝学习中国文化，最多的一次曾达100余人。随着新罗佛教的繁荣，国家陆续派出了不少僧侣来中国求法和巡礼。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新罗时期来华僧达117人。他们在华广访名山诸耆，参与译场活动，著书立说，回国时携去大量的佛教经籍和文物，继续从事佛教经论的宣传和研究。有的开山授徒，在国内建立了具有新罗民族特点的佛教宗派或学派，与中国唐朝鼎盛期的佛教相互呼应。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学派或宗派除地论、毗昙少数派别外，大多数都先后传入了韩国，形成了“五教九山”的局面。宋代高丽国王子义天“韬形去国，潜服放洋”，搭华商林宁的船来到中国，表示“予发愤忘身，寻师问道，今已(于)钱塘慈辨讲下禀承教观，他日还乡，尽令传扬。”[15]于是回国后“始创天台宗，置于国清寺”，[16]因此他被韩国佛教尊为天台宗初祖。诸多来华留学的僧侣，成为中韩两国的民间外交活动的推动者，将中韩两国的佛教关系引向深入，中国佛教传到海东地区，完成了韩国佛教的创宗立派。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佛教对推动两国的外交与交流起过重要作用。唐代日本派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华学习，其中就包括学习中国佛教，接受中国佛教文化。中国佛教传入日本，奠定了日本佛教的基础。日本佛教与韩国佛教比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别。相同之处在于两国的佛教都是从中国移植的。不同之处在于，韩国佛教主要是韩国的僧侣到中国学习佛教，然后再回去创宗立派，所以韩国佛教认中国的佛教是祖庭，但是本宗的开山祖师还在韩国;日本的佛教宗派有的是中国僧人过去建立的，例如鉴真大和尚建立的律宗。日本佛教不仅认中国祖庭，而且还尊中国僧人为本宗的开山祖师。如他们盛赞鉴真传教立宗的成绩，认为“爰有鉴真大和上，张戒网而曾临，法进阇梨，照智炬而戾止像化多士，于斯为盛。”鉴真将律宗传入日本，顺应了世界佛教的发展潮流，也是中国佛教对外传播的典范，故“上方传佛教，名僧号鉴真。怀藏通邻国，真如转付民。”[18]也就是说，是鉴真将正宗的中国佛教真如大法传给日本人民。因此，鉴真圆寂后，日本还在为他能够“法留千载住，名记万年春”而感到欣慰。鉴真所起的佛教民间外交的作用至巨，是佛教民间外交的典型事例。

　　继鉴真之后的佛教外交家是元代的一山一宁。他与鉴真又有所不同，作为中国佛教僧人，他是受元朝廷派遣，前往日本交好的。他于大德二年(1298)受元政府赴日，以“通二国之好”。他作为官方的外交使节，推动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结束了当时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更重要的是，他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推动了日本佛教的发展。他在日本所传禅学法系，为古代日本禅宗二十四流派之一，号称“一山派”。这一派弟子后来成为五山禅林中的活跃人物，促进了五山文学的发展。明代的黄檗隐元也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值得称道的外交家，他把福建的黄檗山佛教传入日本，又创立了黄檗一派，被尊为开山祖师。

　　越南的禅宗也是在盛唐由中国僧人传过去的，唐代僧人无言通是百丈怀海禅师的弟子，他在交州北宁建初寺传授禅学，推行面壁禅观，最终建立壁观派。由于这一派对越南佛教多有贡献，后来的禅师曾被朝廷敕封，成为越南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佛教派别。

　　自唐代始，中国佛教的外交风气开始转变。在大唐盛世的有力推动下，中国佛教开始向外输出，影响着周边国家。其形式也是多样的，既有受政府委托前往国外，充当中外友好的使者，但是更多的则是以民间外交的形式，通过受请的方式将佛教传入他国，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