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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曾文:我的禅宗研究返回

2014-03-08 12:42:14 来源:弘法寺 浏览量:2984
导读:

作者对自己从事20多年来的禅宗研究进行回顾和审视,对已出版的校勘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神会语录》;撰写《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等书的结构和内容作概略介绍,并对今后中国的禅宗研究进行展望和建议。

  杨曾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年过古稀以来,常有人问起自己的佛教研究情况。现先从自己禅宗研究的情况说起,若今后有机会再讲其他方面。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各个分支学科面貌日新,成果空前。笔者经常庆幸在进入晚年之际受惠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机运,自己的中国禅宗研究正是在这一新时期进行的。

  笔者从1982年初到日本研修之后开始萌发研究禅宗的想法,到2006年完成《宋元禅宗史》,前后经历了20多年,其间编有禅宗文献、论文及专著等,似乎与中国禅宗研究有不解之缘。现根据记忆并参考以往的著作,对笔者以往的禅宗研究进行回顾与介绍,希望得到诸位的指教。

  一、两次赴日研修,决定深入研究禅宗

  1982年1月至4月,笔者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应邀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修三个月。在那里每周参加担任所长的著名道教学者福永光司教授主持的“隋唐时代的道教和佛教”研究班,集中会读与注释唐代法琳驳斥道教的《辩正论》;同时还参加柳田圣山教授主持的“禅的文化”研究班,会读和注释宋惠洪的《禅林僧宝传》。在这期间结识了日本不少側重研究禅宗的佛教学者,如柳田圣山、田中良昭、石井修道等人,成为笔者以后从事禅宗研究的良师益友。

  此后经过查阅资料和考察,了解到日本以往对中国禅宗文献和禅宗历史的研究情况,翻阅并复制了已故著名学者铃木大拙校勘的《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兴圣寺六祖坛经》、《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及《敦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等。回国前夕,还得到柳田圣山教授赠送的专著《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和由他集编并加上“题解”的《六祖坛经诸本集成》及上世纪从韩国发现的久已失传的早期灯史《祖堂集》的影印本。

  笔者这次在日本三个月的研修,不仅开阔了的眼界,也了解到日本百年来的佛教研究成果,对我以后从事中国佛教研究和禅宗研究的影响是很大的。笔者所得到朋友赠送的和自己复制的禅宗文献和研究著作,成为以后校勘和研究中国早期禅宗文献的重要参考资料。

  1985年9月至12月,笔者有幸赴日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修三个月,在那里得到已故著名学者镰田茂雄教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这次主要是考察日本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对中国禅宗文献、特别是敦煌遗书中禅籍的研究和整理的情况,其间查阅和复制了大量早期禅宗文献和日本学者的研究著作,回国后写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禅宗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辑的《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此文被台湾1988年第26期《当代》〈禅宗专辑〉以《禅宗文献研究在日本》为题转载,后来蓝吉富先生又将此文收录在他主编的《禅宗全书》第37册之中。

  本文首先对日本在禅宗文献发现、研究和整理中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矢吹庆辉、铃木大拙、宇井伯寿、关口真大、柳田圣山、田中良昭等人的生平和成绩都作了概要介绍。接着从五个方面对日本的禅籍研究成绩进行介绍:1、“达摩论”、禅宗北宗和牛头禅派文献;2、早期禅宗史书《传法宝纪》、《楞伽师资记》以及《历代法宝记》;3、神会语录、遗著;4、《六祖坛经》诸本的研究和校订;5、传统禅宗文献。其中对敦煌出土的早期禅籍冠以“达摩”的论书《二入四行论》、《达摩禅师论》,《修心要论》及北宗文献《观心论》、《大乘五方便北宗》、牛头宗文献《绝观论》、《传法宝纪》等早期禅宗史书、敦煌本《坛经》、神会语录等文献的介绍,引起国内从事佛教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对后来中国的禅宗及禅宗文献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笔者回国后曾萌发系统引进日本研究禅宗文献的成果的想法,然而在发现敦煌名士任子宜收藏的敦煌本《六祖坛经》以后,便毅然改变原来的计划,决定从校勘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开始,对中国唐宋禅宗历史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二、校勘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和神会语录

  在中国佛教中,禅宗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宗派之一。记述慧能(638-713)的生平事迹和语录的《六祖坛经》,是中国人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奉为“经”的文献,是禅宗所依据的重要经典,主张人人生来具有与佛一样的本性,只要能够自我体认自性就能达到解脱,所谓“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然而《六祖坛经》在发展中形成多种版本,从明代以后最通行的《六祖坛经》是元代宗宝的改编本。

  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从英藏敦煌遗书中发现了最早《坛经》写本,校订后,1928年编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卷之中,又将其原件影印本收入《呜沙余韵》(1930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此后,铃木贞太郎(铃木大拙)与公田连太郎在1934年刊行了他们的校订本《敦煌出土六祖坛经》(日本森江书店出版)。然而由于原写本错讹较多,虽经校勘仍有不少地方难以读通。

  1986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任继愈教授主持下组织人员选编《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当时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先生慨然提供自己收藏的一份完整的《六祖坛经》照片。笔者对照向达教授1950年写的《西征小记》核查照片,断定这就是向达1943年在敦煌任子宜收藏本看到过写本。日本柳田圣山教授通过读向达的文章知道这个写本,长期惦念心头,1982年在我从京都回国前夕曾托我查寻它的下落。原写本当时收藏在敦煌县博物馆,编号是:“敦博○七七”,上面有五个抄件,第四个抄件就是《六祖坛经》。

  此后,笔者以周绍良先生提供的照片为底本校录出《敦煌新本·六祖坛经》,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分三大部分:一是敦煌新本《坛经》的校勘本;二是附录发现于日本大乘寺的宋代惠昕本《坛经》及多种有关慧能与《坛经》的文献资料;三是论述《坛经》诸本形成与演变、慧能生平及禅法思想的长篇论文。此书在2001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改版发行,题目改为《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虽从整体上仍保留原貌,但根据各种敦煌写本《坛经》残卷对原书重作校勘,并对书中其它部分的个别字句、标点作了修正。

  中国禅宗自唐代道信、弘忍成立“东山法门”,经过在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北方地区广为流传北宗,然后形成以“六祖”慧能(638-713)为创始人的南宗的独盛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慧能的弟子神会(684-758)北上与北宗学僧辩论,弘传南宗“顿教”禅法,对南宗的迅速兴起发挥重大作用。然而在上世纪敦煌文献文献发现之前,有关神会的资料极少,对于神会与北宗辩论的原委、南宗的迅速兴起就无从说清楚。

  中国近代学者胡适(1891-1962)曾说,他在1924年试作《中国禅宗史》,写到神会时因为缺乏资料便不得不搁笔。1926年他因公出游欧洲,得便在英、法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中搜寻到四种神会的语录残卷,回国后加以校勘并撰写《荷泽大师神会传》,合编为《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此书出版后引起日本佛教学者的重视。此后,铃木大拙与公田连太郎又将石井光雄收藏的神会语录(即后来确定题目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加以校勘,编为《敦煌出土神会禅师语录》,1934年以的书名由森江书店出版。此外,铃木大拙还据北平图书馆收藏的“寒81号”文书校勘发表了神会的《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简称《坛语》),載于日本大阪安宅文库刊《少室逸书》之中。然而随着对敦煌文献研究的深入,此后又陆续发现一些神会语录。胡适晚年据这些资料对《坛语》、《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及《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等重作校勘和研究,陆续发表,后被收入1968年台湾胡适纪念馆刊《神会和尚遗集》之中。尽管如此,已被发现和校勘的神会语录仍有不少遗漏,相当多的语句难以读通。

  然而,在前述原任子宜收藏本——“敦博○七七”号写本的五个抄件中就有神会的语录:唐独孤沛集《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还有神会著《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及五言律诗一首。除第一件缺首部之外,其他皆完整,且字体清晰。

  从1990年开始,笔者以这些写本照片为底本,并且参考胡适、铃木大拙的校勘本对神会语录重新作了校勘、合编,以《神会和尚禅话录》的书题,199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笔者在校勘首部稍缺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时,将胡适原校本的卷首加到前面,从而形成完整的校本;在校勘《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时,将胡适新校本首部及石井本开头所缺部分、石井本全部、胡适旧校本中石井本所缺部分合编在一起。这样,便为研究神会提供迄今资料最齐全的校本。

  三、撰写《唐五代禅宗史》

  从1995年开始,我将主要精力投向对中国禅宗历史的研究之中,首先搜集资料并着手撰写《唐五代禅宗史》,1997年经申请列入社科基金项目,1998年底写完,翌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一)撰写《唐五代禅宗史》的目的和意义

  隋唐时期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基本结束,从此进入中国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在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宗派中,最富有民族特色并且影响较大的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然而经过各个佛教宗派之间的互相比较和彼此会通融合,在进入宋代以后,原来的宗派之中,有的早已失去传承,有的已经衰微,也有的寓于其它宗派,唯有禅宗兴盛。

  禅宗的玄学化的禅法思想和传法模式、教团的组织形式和清规、对其它宗派理论特别是易于为普通民众接受的净土念佛信仰的融摄、对儒道二教思想的认同和吸收、对士大夫阶层价值观念的适应和对他们的亲近等等,都从整体上对中国汉语系佛教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明代以后,禅宗在已经演变为融合型的汉语系佛教中占据了主体的地位。

  唐五代是禅宗成立、迅速兴起的重要历史时期。很多被后世禅宗奉为“祖师”的代表人物的活动和思想不仅对当时的佛教和社会思想文化发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然而中国以往一直没有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唐五代禅宗成立和兴起的断代史专著。笔者撰写本书有意填补这个空白,以充实和丰富中国佛教史和唐五代思想文化史的内容。

  (二)本书的结构和内容

  中国禅宗史从整体上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一、禅宗兴起时期,隋唐至五代;二、禅宗兴盛时期,两宋;三、禅宗与佛教诸宗会通融合时期,元明清及以后。本书考察和论述第一时期的禅宗历史。

  鉴于中国禅宗是佛教在中国广泛普及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自身有过一个比较长的酝酿时期。因此本书在结构上特地设立第一章着重介绍禅宗正式形成之前的禅经翻译和主要禅法;第二章介绍禅宗“史前”酝酿期从菩提达摩至僧璨的事迹和对后世禅宗有较大影响的禅法思想。此后各章介绍中国禅宗的初创期、南北宗并立期和南宗独盛期历史。唐朝的道信(580-651)、弘忍(601-674)在黄梅传“东山法门”,标志中国禅宗的正式形成;慧能(638-713)从五祖弘忍受法南归弘传“顿教”禅法,神秀(?-706)与其弟子普寂(651-739)在北方弘传“渐教”禅法,形成南北二宗对峙的局面;经神会北上与北宗争禅门正统,唐末(9世纪后)借助朝廷的裁定,南宗取得正统地位,逐渐形成南宗独盛的局面,从中形成禅门五宗: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本书按上述顺序对禅宗代表人物与流派、著作、禅法思想、有关禅宗史书等进行介绍。

  (三)本书的重点和特色

  1、重视对禅宗形成与发展所凭借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的考察和说明,揭示禅宗成立和迅速兴起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民族化进程的深入的表现。

  2、全面而概要地介绍唐五代禅宗史上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重要著述和思想、主要弟子;在论述他们的禅法思想时注意考察他们所依据的佛典及他们对此所作出的独特解释,并揭示他们对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吸收和发挥。其中对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南宗北上传法的神会、开创南宗新局面的马祖及其弟子、会通禅教的宗密,以及受南宗影响的剑南净众、保唐禅派和牛头禅派,唐末五代成立的禅门五宗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3、笔者在相关章节的论述中指出:禅宗,特别是在唐末成为禅宗主流的南宗,具有以下特点:

  禅宗虽没有系统的判教理论,但在南宗兴起后自称是与禅宗以外诸宗相对立的“宗”、“宗乘”,不仅称各种大小乘经论为“教”,也称依据这些经论建立教义的诸宗为“教”;并且标榜自己上承佛祖,唯传“佛心”。强调“传心”、“不立文字”和“教外别传”,不提倡读经和著书立说。然而禅宗绝不是主张彻底废弃经典,强调“藉教悟宗”,反对一味读经,迷信和执著于文字。

  禅宗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引导信徒自修自悟,“识心见性”,“顿见真如本性”,不主张到处求法求佛。一些著名禅师批评追求超出世间的解脱。

  禅宗初创时期的禅师和以神秀、普寂为代表的北宗,针对当时佛教界热衷读经、讲经和著述的风气曾倡坐禅观心,“息灭妄念”。到慧能的南宗,则进而提出“定慧不二”,认为禅定没有特定程序和仪规,只要体悟自性,“慧”本身就是“定”;又提倡“无念为宗”,“于念而不念”,要人取消对任何事物的好恶、取舍等观念,做到自然无为,将修行置于日常生活之中。

  禅宗重视因材施教,除正面传法外,还借助手势、动作,乃至棒打、吆喝等做法提示弟子。唐末五代形成禅门五宗,各宗在禅法上并没有重大差别,但在教诲指导弟子的方法上有所不同,各有所谓“门庭施设”。

  4、注意考察唐五代朝廷和中央、地方官员(所谓“外护”)与重要禅僧之间密切交往的情况。认为禅宗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得到藩镇节度使、中央委派的流动性的观察使、州刺史为首的地方军政官员的支持,五代时得到某些割据王国的优遇。这些人以儒者为主体,也就是古代所谓的“士大夫”(官僚)阶层。

  5、在撰写各个章节中,注意介绍外国,特别是笔者比较熟悉的日本的禅宗研究成果,并且根据情况加以吸收,而对其中有失误的地方则提出纠正。

  6、唐五代禅宗的重要史书,如近现代以来从敦煌遗书发现的北宗的《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保唐禅派的《历代法宝记》,以及从赵城《金藏》和日本发现的禅宗灯史《宝林传》,从韩国发现的灯史《祖堂集》等,具有重要学术的史料的价值。本书对这些史书设专门章节进行介绍。

  7、本书重视参考和利用最新发现资料,其中包括敦煌禅籍、碑文、地方志、考古发掘文物等。

  本书出版后,受到教内外学者的重视,为大学文科教师和学生提供新的参考教材,并且为人们了解唐五代禅宗及其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关系提供方便,也为从事唐五代历史、哲学、宗教、文化等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此书收入“社科学术文庫”出版;2007年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30周年又将此书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庫·哲学宗教系列”出版。

  四、撰写《宋元禅宗史》

  在隋唐佛教宗派中,禅宗富有鲜明的个性,具有易于适应社会现实,贴近儒教士大夫和普通民众,简单易行的性格,使它得以在唐末五代迅速兴起,进入宋元已发展成为中国佛教中的主流派别。宋元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直接影响到明清直至以后。在思想文化领域,程朱理学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与理学并行和发挥社会重要影响的是佛教诸宗,其中以禅宗的影响最为突出。

  鉴于以往国内没有一部详细、系统和比较周密地论述宋元禅宗历史的断代史专著,笔者在1999年出版《唐五代禅宗史》之后,便立即着手筹划并搜集资料撰写《宋元禅宗史》。笔者经过申请,此书在2000年5月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到2005年12月最后完成,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一)《宋元禅宗史》结构和内容

  《宋元禅宗史》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两宋和元代禅宗传播和发展的中国禅宗断代史,对这个时期禅宗各个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事件、禅法思想、著述,以及禅宗与儒、道二教的关系等进行介绍和评述。

  全书设置八章:

  第一章《宋元的社会和佛教、禅宗》,从总体上介绍宋、元两代,包括北宋、南宋及长期在北方建国的辽、西夏、金和元朝的社会背景及宗教政策、佛教情况,然后扼要介绍这个时期的禅宗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情况。

  第二章《北宋法眼宗的学僧》,一是对宋初著名法眼宗禅师、学者延寿的生平、著作及心性论、禅教会通思想等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二是对道原编撰,杨亿等朝廷官员奉诏最后裁定的禅宗史书《景德传灯录》的内容、版本进行介绍。

  第三章《北宋云门宗的兴盛》,对北宋最盛行的云门宗的地理分布、著名禅僧的生平、著作及思想进行介绍。其中雪窦重显的文字禅、契嵩的著作及其会通佛儒二教等思想是介绍的重点。契嵩的《辅教编》等佛教著作和先后两次向仁宗皇帝的上书,始终以阐述佛教教人为善、有益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安定、佛教与儒家贯通一致等作为重点。

  第四章《临济宗的迅速兴起》,对临济宗禅僧延昭、省念、蕴聪、汾阳善昭、石霜楚圆及黄龙慧南、杨岐方会、圆悟克勤的经历、著作和思想进行考察和介绍。这一部分是全书重点章节,其中关于善昭及其文字禅、楚圆以后临济宗迅速传入南方、惠洪编撰《禅林僧宝传》、临济宗分为黄龙、杨岐两派、克勤及其《碧岩录》等,皆属于中国禅宗史上比较重要的问题,因而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第五章《临济宗大慧派和虎丘派》,对圆悟门下的大慧宗杲及其法系的大慧派、虎丘绍隆及其法系的虎丘派进行介绍。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临济宗杨岐派最为兴盛,而在杨岐派中最有影响的是圆悟克勤的法系。克勤弟子大慧宗杲的法系形成大慧派,展转相承一直到明清时代。另一弟子虎丘绍隆的法系形成虎丘派,一直传到明清以后。宗杲提倡的“看话禅”成为宋以后丛林盛行的主流禅法。

  第六章《宋代曹洞宗》,对北宋中期开始缓慢兴起的曹洞宗的代表人物投子义青、芙蓉道楷等人,特别对宏智正觉提倡的所谓“默照禅”进行考察介绍。曹洞宗的“默照禅”与临济宗的“看话禅”是丛林间并行的两大禅法。

  第七章《宋代儒者士大夫和禅宗》,对宋代儒者士大夫与禅僧的交游进行集中介绍。禅宗的盛行,对中国思想文化、理学也有多方面的影响。这与皇帝、士大夫对禅宗的理解和支持是有密切关系的。在皇帝中,真宗、仁宗、高宗、孝宗皆曾亲近禅僧;朝臣士大夫中有不少人亲近或信奉禅宗。本书除在相关章节介绍儒者士大夫与禅僧交往之外,在本章集中介绍周敦颐、王安石、谢景温、徐僖、黄庭坚、张商英及杨亿、李遵勖和苏轼等人与禅僧往来和思想交流的事迹,

  第八章《元代的曹洞宗和临济宗》,介绍金末元初及正式建“元”以后的临济宗、曹洞宗代表人物的事迹和禅法。临济宗海云印简、子聪(刘秉忠)在元初政治和政教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曹洞宗万松行秀是金末元初影响很大的禅僧,所著《从容录》是继宋代克勤《碧岩录》之后另一著名“评唱”颂古的著作,弟子少林福裕、林泉从伦曾在佛教与以全真道为代表的道教的争辩中发挥主导作用。元代临济宗高峰原妙在以往“看话禅”的基础上特别提倡参扣所谓“疑团”的禅法,通过其弟子中峰明本的推广,将“看话禅”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明本同时站在“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立场提倡念佛法门。弟子天如惟对此进一步发挥,将一切净土念佛法门吸收到禅宗之中,促成“念佛禅”的形成和普及。行秀的在家弟子耶律楚材的奉佛事迹及其《西游录》、李纯甫在《鸣道集说》中对理学的批评,在金元佛教史和思想史上的具有特殊意义。

  (二)本书写作方法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的历史的现象,只有将它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背景中,才能对宗教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思想、此起彼伏的各种流派、历史事件等进行比较、鉴别和深入思考,作出客观的接近事实的说明。笔者在研究禅宗历史过程中对历史、文献、思想三者并重,认为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首先应明确其历史背景和脉络,其次必须搜集、考辨并整理第一手相关资料,最后才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思考、概括。笔者在撰写《宋元禅宗史》期间,注意将考察的问题置于宋元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联系当时社会、文化和佛教的形势,进行考察,得出结论。

  (三)全书主要特色

  1、在明确禅宗传播和发展所依托的社会环境,理清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对在佛教禅宗史、文化中上占有一定地位的人物、著作和思想等,例如对宋代云门宗禅僧延寿、重显、契嵩;临济宗禅僧善昭、楚圆、惠洪、克勤、宗杲;曹洞宗禅僧正觉;元代曹洞宗禅僧行秀、临济宗禅僧印简、子聪(刘秉忠)、明本等人;宋代的文字禅;禅法中的“看话禅”、“默照禅”及“念佛禅”;宋元时代儒者士大夫与禅僧的交往等等,皆置于特定历史环境进行考察,努力作出客观的评述。

  2、禅宗注重法系传承,并且是在以皇室、朝廷臣僚、地方官员和各地儒者为重要“外护”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因此,笔者在考察宋元禅宗历史过程中,既重视从竖向明确禅宗代表人物的传承法系,又重视从横向介绍他们的社会交往及外护情况,例如促成云门宗迅速兴起的外护是宋仁宗、驸马都尉张敦礼和越国大长公主等人;临济宗禅僧蕴聪的外护是驸马都尉李遵勖,赞元、克文的外护是王安石,从悦和惠洪的外护是张商英,宗杲的外护是张浚、张九成;元代印简、福裕、子聪的外护是元宪宗或元世祖及某些大臣等等。对他们考察和进行介绍,既有助于将禅宗史实讲清楚,也可以充实一般的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内容。

  3、在宋代,儒、释、道三教会通和融合已构成时代思潮,对正在兴起的理学产生重大影响。本书在第七章和其他不少章节对禅僧与士大夫交往的情况作了详略不同的介绍。

  4、佛教思想的核心是关于如何解脱,如何修行等问题的,也包含对适应现实社会等问题的思考,拥有丰富的宗教的和文化的内涵。禅宗作为佛教宗派之一,虽然从根本上看也是这样,然而却更富有现实主义的性格,主张佛与众生、菩提与烦恼、出世与入世是相即不二的,提出“随处作主,立处皆真”,提倡自修自悟,见性成佛。宋元禅宗在禅法上有新的发展,代表性的禅法有“看话禅”、“默照禅”,各有自己的特色,然而在理论和主张上仍未脱离禅宗的根本宗旨;即使是后来兴起的“念佛禅”,也是以“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思想为标榜的。本书在有关章节依据资料对此进行介绍和评述。

  5、禅宗从标榜“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到唐末五代形成数量日见增多的语录,再到宋代盛行所谓“文字禅”,形成体裁多样卷帙浩繁的文字著述,有语录、拈古、颂古、评唱等等。本书在关于善昭、重显、克勤、行秀等禅僧的章节对各种形式文字禅作了重点介绍和评述。

  6、本书利用的资料十分广泛,有正史、编年体史书,还有禅宗语录、多种“灯史”,也有儒者的文集及碑铭和地方志、寺志等。

  五、对今后禅宗研究的展望

  自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在包括禅宗在内的佛教研究方面确实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结合自己和其他学者对禅宗的研究,认为今后的禅宗研究来路方长,需要研究的方面还是很多的。

  (一)禅宗文献的挖掘、研究和整理,尚有艰巨的任务。首先,在敦煌禅籍的挖掘和研究方面,日本已做出不少成绩,然而在中国开展很不够,例如对早期禅宗文献中的史书、北宗语录等,至今未有组织人进行系统整理,也未集中校编成书。其次,对各地现存的碑铭及出土文物中的禅宗资料,有必要进行挖掘和研究,然后以不同形式提供给社会和学术界。第三,对传统禅宗文献,包括各类史书、语录、著作等,也未能进行深入普查,组织校点,选择出版常用典籍。

  在这当中,为便于更多的人阅读和参考,应将其中重要的典籍用简体字出版。顺便提到,笔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着手主编,由中州古籍出版社负责出版的简体字版《中国禅宗典籍丛刊》,已经出版四种:杨曾文校《临济录》、张华校《祖堂集》、张子开校《赵州语录》、苏军校《禅苑清规》;即将出版有的:邢东风校《马祖语录》、邱高兴校《禅源诸诠集都序(外三种)》、吕有祥《大慧书》。各册皆加分段、标点并且附加相关资料和解题研究,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像这样的工作,今后还应继续。

  (二)对中国禅宗迅速兴起的社会原因、禅宗在中国佛教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禅宗及其思想的特色、禅宗语言表达风格等,也应进行深入探索,撰写出资料充实,论证严谨,有说服力的论文或专著来。

  (三)在对中国佛教各宗的研究中,应当加强对禅宗与诸宗的关系的研究。例如禅宗曾情况不同地吸收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的东西,对此应分门别类进行考察。

  (四)在历史上,禅宗对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学、诗歌、绘画及寺院建筑、造像和仪规等有不少影响,对此也应进行考察研究。

  (五)对于禅宗历史,无论是断代史、通史及围绕禅宗人物传记、寺院、专集的研究,可以说课题仍是很多的,研究远没有止境。

  笔者认为,这些研究既是中国佛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衷心希望看到在今后有更多研究成果出现。

  2007年7月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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