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川：民国佛教刊物所见当代韩国佛教史料摭议返回

　　黄心川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国家，佛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从西晋起两国的佛教就开始有了交往，到了隋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来唐学习和巡礼的新罗僧达117人，此事已经在笔者撰写的《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一文中揭载。宋代以后，中韩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一直没有停止，义湘与义天都是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宋朝廷还派人去高丽取回天台佚经。到了元代，高丽的工匠入中国进行写经。明清以后，两国之间的佛教交往仍然不绝，中国当时流行的儒释道三教思想已经在高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以后，朝鲜半岛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朝鲜人民掀起了前赴后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1929年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波及全土的要求独立的运动，即著名的“三一” 运动。这场运动与我国“五四”运动相呼应，运动的新阶段标志是通过道教、佛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团体来协调韩国全体国民，其代表在韩国独立宣言书上签字的核心人物有天道教的孙秉熙、佛教的韩龙云等33人。这个运动的直接影响是1919年4月朝鲜的革命党在中国人民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于韩国国王葬礼的前二天正式公布“独立宣言”，宣布从独立宣言发布之日始，韩国成为“独立国”。“三一运动”开展后，朝鲜民族独立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在中国东北和当时商业中心上海开展。日本占领韩国，两国佛教界的来往渐次减少，甚至在中国有的偏远地区的佛教徒认为韩国的佛教像印度佛教一样已经灭亡，如当时有人在刊物上撰《藏人当以印韩为鉴》文，要求藏族佛教徒勇敢地起来反对英国吞并西藏的妄想，呼吁“愿藏中青年勿被其愚守本有之佛教，求自立之方针，印韩覆辙可为殷鉴，幸步其后，尘当念亡，失国土之印韩民族，今尚热恼呼吁无门也。”但是，实际上中韩两国的佛教界仍然不断地有联系，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两国人民大众面对日本侵略者，共同要求民族独立和国土解放的目的，将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一、近代韩国佛教史料目录

　　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大量韩国佛教的史料，其中既有中国佛教徒撰写的记录，也有新罗与高丽佛教徒撰写的记载。但是到了近代，有关韩国佛教的史料在中国书刊中不易见到，其原因就是没有专门的记载，散见于一些书刊杂志之中。而且这些书刊杂志也不易找到，故研究近代中韩两国的佛教交流一直是两国学术界的一个空白。最近《民国佛教刊物文献集成》一书出版，使整理两国间的佛教交流的资料成为可能，现将笔者搜寻所见的民国佛教报刊杂志中的资料目录整理如下，供同行们参考。

　　二、近代韩国佛教史料的初步归纳与分析

　　上面的41条资料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学术性的，如《朝鲜高僧传》、《朝鲜禅教小史》和《唯识新罗学》等;二是消息报导性的，如《朝鲜佛教会及会之成立》、《朝鲜京城之唯一佛教专门学校之设置》、《在沪韩国佛教徒欢迎太虚之盛况》;三是一些僧人的政治性论说，如《为日本侵华问题告台韩日四千万佛教民众书》等，四是一些观感，如《题王梧生户曹所藏韩人金醉堂诗卷二首》、《己巳十月由中国佛教会推派出席朝鲜佛教大会同日华佛教联络员水野梅晓先生及江苏金山仁山法师五日在沪启程沿途口占俚句数首录后》;五是募捐一类，如《西湖高丽寺重建发愿文》等，最后还有一批珍贵的照片，如《在沪韩国佛教徒欢迎太虚法师摄影》等。

　　民国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韩国佛教学术性资料，主要是从韩国佛教的历史上去进行挖掘与介绍。韩国与中国一样，传统佛教主要是曹溪一宗流传，此外还有日本殖民统治以后传去的一些日本佛教的派别。曹溪宗是中国的禅宗在韩国的命名，《朝鲜禅教小史》主要是从日本学者忽滑骨快天的《禅宗史》里的“朝鲜禅教史”中摘录出来的片断组合;《朝鲜高僧传》是韩国奎南开元禅寺林秋悟撰写的专文，介绍了韩国太古普愚禅师的事迹。唯识宗是中国唐玄奘创立的宗派，传到韩国的主要是玄奘的弟子新罗僧圆测，但是韩国的唯识宗后来也没有传下来。《唯识新罗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文章，主要还是介绍圆测的唯识观点，由于这篇文章对新罗唯识学介绍很有特点，故成为中国学者研究韩国唯识学的经典，被张曼涛收入在《民国佛教学术丛刊》里面。

　　关于民国刊物刊出的报导消息性的文章，虽然字数少，但是反映了韩国佛教的一些现状，对当时国人了解韩国佛教的情况有重要意义。韩国的佛教自进入李朝末期之后，出现了衰微的情况，中国的佛教则更是在清末民初已经没有多少生气，两国佛教界都处在要求改革，振兴佛教的阶段。《朝鲜佛教普及会之成立》云：“朝鲜全国佛教界名流李允用等，慨于该国佛教现状之衰微。于是力谋振兴，网罗全国佛教界名士，而成立一‘朝鲜佛教普及会’。群推男爵李允用氏为会长，李元锡氏为副会长，并聘请德川家达、清浦奎吾、木边孝慈、山下现有、加藤精神、北野元峰、秋野孝道等氏为顾问。实行着手施行普及之方法，先之力谋于一般家庭安置佛坛之运动，并印行观音经百万部，遍寄赠于该国十三之笃志信仰者。目下副会长李元锡氏，因备办一切，正在东京奔走中。又该会在进行前项运动以外，并努力进行于讲演，映画、文述等佛教精神之宣传，及思想之弘扬等云。” 《朝鲜佛教大会》则说：“十月十一日起三日间，在京城博览会开幕中，由朝鲜佛教徒倡起开‘朝鲜佛教大会’于勤政殿。其目的是为国内朝鲜佛教徒交情亲睦，促进朝鲜佛教普及，籍以发展半岛文化，增进民众的福祉。其研究事项以‘朝鲜佛教兴隆之方法’为中心点，第一、二、两日间有各管长及三十一本山住持讲演云。”

　　此外，面对佛教不兴，中韩双方都缺少的人才，中国佛教界一直致力于办佛教教育，韩国佛教界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朝鲜佛教京城之唯一佛教专门学校之设置》云：“朝鲜京城之佛教专修学校，今依法定规制，升格为专门学校，因改名为朝鲜佛教中央教务院所设立。所有财团为六十万元，今复增加四十万元，共成百万元之财团。以养成朝鲜佛教复兴之人才，充实佛教之教育目的。此次之升格，实达其素志也。校长为白羊寺宋宗宪氏，为朝鲜佛教界有数之大德。教务主任为江山俊雄氏，其他教授讲师三十余人。内中有三分之二为朝鲜人，余者多为日本人云。” 韩国的佛教徒甚至认为韩国的袈裟不合制式，要求改穿中国的袈裟。《韩僧采用华袈裟》介绍：“佛教中央教务院，近设中央禅学院于京城，敦请白鹤鸣禅师为导师，集学禅志愿者数百人。于今夏拟安居坐禅，而朝鲜佛教杂志主笔权相老法师以为朝鲜原有袈裟太短，于形式上不多雅观，拟决采用中国式袈裟，以庄严观瞻，近已致书上海法苑办事处，嘱代定购云。”由兹可见，韩国的佛教仍然以中国为准式，振兴佛教成为中韩两国佛教徒的共同心愿，这些愿望都可以透过这些短消息可以见到，说明两国的佛教的友谊深长，两国佛教徒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当时朝鲜正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也处在西方列强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有关朝鲜的消息有很多都与两国人民要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有密切的联系。韩国的佛教徒在中国佛教刊物上发表《朝鲜佛教徒宣言》，“恳切宣誓：我们绝对排斥在韩国的日本统治;我们绝对主张大韩民国的独立。”中国的太虚大师在“九一八”事件以后，专门发表告台湾、朝鲜和日本佛教徒的民众书，号召这几个地区的信佛群众，“应迅速成为一大联合，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晓喻日本军阀政客因果之正法，制止其一切非法行动”。

　　韩国的佛教徒更加关心自己的祖国与民族的命运。《朝鲜民族解放问题——佛教团之大计划不幸为日人发觉》又说：“三韩民族受人压迫，奄奄如待毙之囚。国中有识之士为世界潮流冲动，纷纷运动独立。不幸日人防范严密，以致屡起屡扑，不期朝鲜佛教团亦竟有民族解放之举。缘全鲜三十一本山，僧侣七千人，积存财产千余万。该团教务院，定于一月三日开全鲜僧侣大会，反对总督府所颁之宗教法案，决议此后不受日人监督，并宣传民族解放。引中国革命运动，及印度不合作运动等为根据。事为日探发觉，即将大会委员权相老、干部都定镝、白性郁、金法麟、金梅子等拘捕。朝鲜总督惊慌非常，认为重大阴谋，除将主谋者严重处罚外，并对于全鲜七千僧侣严行检查，一场风波始归寂然。此事之缘起，系因佛教团中有新智识者，鉴于日本在中国地位渐次失坠，中国民众运动之成绩渐次显著，认为朝鲜民族解放之好机会，遂利用宣传佛教为名，鼓吹独立运动。一方面暗中组织护法团、纠察队、实行团等，开始工作。不幸事机外泻，为日人发觉，一场计划付之流水，惜哉。”《韩僧当选政党首领》曰：“朝鲜江阳道襄阳郡洛山寺，有一禅僧姓韩号龙云，为现代朝鲜佛教界新僧运动之第一人。夙著佛教维新论，博天下法侣之欢迎。已未三月一日，朝鲜民众宣言独立，时龙云挺身参加指导，以朝鲜民族代表名义，发表朝鲜独立宣言书，被日警逮捕，受铁窗缧拽之苦二年。嗣后七八年安居洛山寺，默想潜索。近忽出山入京，组织新干会，被举为会长。盖新干会为朝鲜唯一之民族独立主义之政党，以孓孓出家之一个贫僧，俨然作二千万韩人代表政党之领袖，可云伟哉。”民国佛教刊物发布的这些看似短小的消息，其影响力始终存在，表明了中国佛教徒对韩国佛教徒与韩国未来命运的关切，因之不可小视。

　　抗日战争期间，韩国有一批侨民滞留在上海，并在上海成立了流亡政府，以后流亡政府又迁到重庆。留在中国的韩国侨民在上海仍然坚持自己的佛教信仰，并且与中国佛教徒密切往来，建立了友好的联系。太虚大师一直受到侨居上海的韩国佛教徒尊敬，他的改革佛教的理想也得到了这些韩国佛教徒的认可与支持。1930年太虚大师在上海功德林参加接受侨居上海的韩国佛教徒玉慧观的归依仪式，玉慧观在《在沪朝鲜佛教徒欢迎词》中动情地说：

　　佛纪一二九九年，顺道大师自秦来韩，始传佛法。如是西域无为之道，入我东方有缘之土。三韩十二宗派之沿革，源自中华。丛林九百刹之由绪，根出神州。授法乳之慈母，传心印之导师，盖是中国历代之高僧大德。然真境希夷，玄津渺杳，澄如沧海，漠如穹苍。智舟何以达其涯，慧驾莫寻其际，况复去圣愈远，滞凡既深，弱肉强食，进化之学说，优胜劣败。侵略之主义，横行宇内。正法晦冥，若非哲人出世，开士乘时，高演真宗，广种善根，何以救末法时代之众生，安得拯二十世纪之蒸民。惟我太虚上人提倡世界佛教联合会于庐山，组织佛化教育盛于申江。亲游东瀛，宣扬仁风，巡锡南洋，重光佛日。东方文化，从此中兴。佛教正派，由是维新，翘足可待，期日可曙。鄙人诚蒙上人之不弃，收为门稼，何幸如之，何荣如之。今日谨代表在沪韩国佛教徒敬表欢迎。

　　太虚上人及中国诸大居士之微衷，今后中韩佛教可续旧缘，将结新果，此即区区磬香而祝祷者也。

　　佛纪二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沪佛教代表

　　玉慧观合掌敬白

　　在韩国本土的佛教徒也慕太虚大师的名声，纷纷致书给太虚大师，要求在中韩两国进行文化合作交流。《朝鲜佛经刊行会上太虚法师书》云：“肃启：饱闻謦华已久，云山各异，一未奉话，怅切何极。惟愿贵师，为法忘躯，弘扬大法如何?小生数十年来，(艹+鬼)集三韩秘传佛典数千种，将欲刊弘，立此誓愿。兹将愿文送呈，幸赐载志，并指教方便，是太虚大和尚猊下，佛纪二千九百五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朝鲜京城府乐园洞五十番地朝鲜佛经刊行会主务兼编纂员郑晃震和南。”《朝鲜郑润海讲师来书》曰：“肃启：饱闻贵大法师学德声华已久，天涯地角相居，海陆万里，一未奉话，徒望云山，浩叹而已。贵国与我半岛，一苇带水，文化同轨，而我佛法自西东济，我古高僧硕德，多渡海游学，归国弘教度生，一感佛恩，一感贵古高僧德化弘恩者也。今兹五年前拙衲在任鄙邦平安北道宁边郡佛教布教堂布教师时，仍刊机关杂志大法雷，偶因贵国上海我侨居玉观彬居士之介绍，贵大法师以无缘慈悲为我杂志社特赐大法雷三祝颂，今尚感佩，而何感敢忘却乎。拙衲秘藏高丽白云和尚语录，实为千古珍书。京城帝国大学请许影印本，共解颂二珍本，伏呈贵大法眼，中鲜古佛史研究参考上一览仰望耳。佛死二九六二年四月五朝鲜平安北过大本山妙香山普贤寺本末寺佛教专门讲院讲师郑润海上，中华民国高僧太虚大法师猊下和南。”

　　太虚大师与圆瑛等佛门高僧十分关心韩国的佛教，支持韩国佛教的发展。1930年，朝鲜佛教大会召开，中国佛教会专门照会朝鲜佛教大会，表示“贵会在高丽韩京开会，敝国自应循例推派代表前来出席，兹推圆瑛、仁山二大法师代表出席，为此照会。”圆瑛在大会发言说：

　　娑婆世界，三千年来，谁称大觉，惟我释迦牟尼一人。破本末无明，得权实智慧。朗然大觉，超九界以独尊，旷矣真慈。演五乘而普益，迨机薪既尽，应火潜辉。结集流通，分为三藏，作迷津之宝筏，实巨夜之明灯。溯自汉代，圣教西来，迄于晋朝，慈光东照。朝日学者，乍被玄风，精研奥旨，信解修证，代不乏人。僧传辉煌，国史备载。今则国家崇奉，日进昌明，嘉会宏开，昙花瑞现。圆瑛、仁山等，谨代中国全体佛教徒，同申颂祝曰：

　　我佛垂教，近三千年，汉传中国，晋入朝鲜。灯灯续焰，法祚绵延。宏宗演教，代有高贤。为如来使，作天人师。会通性相，广运智悲。不舍方便，俯就机宜。振聋启(目+贵)，拭翳指迷。禅教律净，真言诸宗，各出手眼，丕振家风。归元无二，施化不同。扶世导俗，举国景从。岁在已巳，嘉会宏开。一堂龙象，共展长才。政教协进，漪屿休哉。圆明佛日，永耀当来。

　　圆瑛与仁山参加朝鲜佛教大会，还参观了釜山等地，这次出使韩国看来给圆瑛深刻的印象，使他诗兴大发，对韩国的风景、日出等景观呤诗口占俚句，“扶桑涌出一轮红，佛日升腾朗太空。先哲遗言当记取，曹溪一脉水朝东。”他讴歌了韩国如画的风景，又表达了两国佛教友谊长存的心愿。

　　三、沟通中韩两国佛教的重要人物——玉慧观

　　查看近代中韩两国佛教交流的资料，玉慧观这个人是不能不被注意的。当时发表的许多与韩国有关的佛教消息与文章，都为玉慧观的名字有关。此外，中国的与韩国佛教有关的活动，也有他的参与，可以说，玉慧观是联络与推动近代中韩两国佛教关系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冯明政撰写的《玉慧观先生略历》，介绍了玉慧观的情况，全文如下：

　　公讳观彬，号慧观，其先世为中国云南昆明籍。祖宗瑞，侨居高丽平壤府，从事于政。公生于一八九一年一月十八日，生而聪明颖悟，时有神童之誉。及长，好学不倦，且承庭训，早岁即蜚声社会。当韩末政乱，强邻日迫，公时年十六岁，义愤填膺，慨然投入革命党，义勇奋发，巡回各地宣传演讲，口若悬河，听众多为惊服。十九岁时，与英人斐说经营报馆，鼓吹革命，以故日人视为眼中钉。二十岁时，竟以革命党事件，案发被逮入狱。缧拽五年，手不释卷，研究文学、宗教、政治等学，甚有心得。特赦出狱后，从事经济，设立银行，充副经理职。继续设立林木公司，当总经理。一九一九年，韩民因美总统韦尔逊宣言，起大规模之独立运动。公即航渡中国，至广州东，与孙中山总理谈论时政，欲指导回教徒，成一有力的团体，使助力中国革命。旋因回教社会，泥古不化，绝无政治思想，不得已到上海，拟联系韩侨革命党。终以政见不合，中途易辙，乃与美人经营三德洋行。民国十六年，与太虚大师协议，在上海设立佛法僧苑，改良佛教。民国十七年，呈请国民政府回复国籍，为云南同乡会会员，及华侨联合会会员。遂决心为祖国努力，设国民公论社，发刊政治杂志，一方与佛教居士过从，被举为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因仰慕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加入中国国民党，被选任上海特别市第二区第二十一分部常务委员。民国十九年，与陈玉璋、李醒华、杨文咏、冯明政、白纯燕、王中林，诸君组织佛慈药厂，应用科学，改良国药，新扩充门市部于西藏三路三十九号，且附诊察所，以惠病者。一方努力于社会事业，任上海第二特区市民联合会执行委员、提倡国货委员会委员、闸北保卫团董事、国医公会会员等职。公天性性爽直，急公好义，视有不幸如己疾。勤勉好学，东西书史，莫不潜心研究。敏于交际，敬贤好士，出于生性，凡与知莫不交口称誉。此公之略历也。不幸于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一日遭暴徒狙击殒命，时年四十有二。呜呼，公为热心爱国之一人，其死也，不死于国难，而死于盗贼，可不悲乎。

　　从上可知，玉慧观实为一名出生在朝鲜的中国人。因为他从小在朝鲜长大，所以以韩侨自居。他亲眼目睹了朝鲜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残忍情况，朝鲜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因此激起了他反日活动。他早年积极参与了当时韩国独立党领袖安昌浩同志领导的革命活动，力图恢复民族自决，恢复朝鲜人民的自由。回到中国以后，他仍然积极参加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他一生的理想与行动，所以当他不幸遇难以后，上海法租界警方调查，狙毙玉慧观的手枪是日本人持有的手枪，上海报界有人曾说他的死亡是出自于政治上的原因。

　　玉慧观自归依太虚大师之后，就致力于中韩两国佛教间的友好与交流，他长期在上海，目睹了大批韩国抗日义士在沪的爱国革命运动。又活动在中国佛教会的上层，曾经担任了中国佛教会会刊《海潮音》的社董，故有关韩国佛教界的消息与活动主要都在上海发布举行，特别是发表韩国佛教消息的刊物《海潮音》、《世界佛教居士林》等刊物，都是当时中国佛教界的主流刊物，因此发在这些刊物上的文章，影响很大。玉慧观还撰写了不少介绍韩国佛教的消息与文章，他提倡佛法的真实目的，这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如他在《在沪朝鲜佛教徒欢迎词》中说：“侵略之主义，横行宇内，正法晦冥，若非哲人出世，开士乘时，高演真宗，广种善根，何以救末法时代之众生，安得拯二十世纪之蒸民。”同时他又在力促恢复高丽义天在杭州建立的道场——高丽寺，担任了高丽寺重建筹备委员会委员，亲自撰写《中韩佛教纪念道场：西湖高丽寺中韩佛教纪念道场筹备启》，表示“现今韩国佛教徒，谨承大觉先师报恩弘法之遗绪，拟重建高丽寺。藉中韩佛教传授源流之纪念道场起见，特派慧观在沪筹备，一俟有绪，着手起工。伏愿中韩两国诸大善士信女，时赐惠教，是所謦祷。”实际上是他仍然把自己看作是一名韩国人，既使他在恢复中国国籍之后，心中的韩国情结仍然没有放下，韩国佛教在他的努力宣传与推动下，在中国佛教界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太虚大师之外，上海的著名居士领袖王一亭等人，都与玉慧观来往甚密。他遇害以后，上海、武汉等地的佛教界都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中国佛教界失去了一位正信的佛教徒。但是，他的去世，对韩国的佛教打击更大，在他离世后，中国的佛教刊物从此再也没有韩国佛教的重要消息，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他在沟通韩中两佛教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四、结 语

　　以上笔者对近代中国民国时期佛教刊物出现的有关韩国的佛教资料与某些人物的情况，做了粗浅的分析。由于过去我国学术界从来没有这方面的介绍与研究，甚至连有关的资料也没有被整理过，所以本文的研究更多的是着重于介绍资料，供后来者进一步研究时做参考。中韩两国有悠久的长期交往历史，文化交流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断过，中文资料一直是研究韩国佛教的最重要的来源，我们不可小看。随着我国更多的资料被整理出来，近现代中韩两国的佛教交流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让我们再次庚续以往古代中韩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历史，展望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