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细平：人间佛教面临的三个问题与策略返回

　　自太虚大师倡导人间佛教以来，人间佛教呈现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潜力，历经了几十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当前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下，人间佛教如何健康、持续、蓬勃地发展，成为当前佛教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对于此一问题，佛学界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探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文试图就个体生存状态的角度来探讨人间佛教面临的问题及其可能的应对策略，不正之处，请大家指正。

　　一、生活都市化与都市佛教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城市化的程度得到迅速提高，城市人口不断增长，佛教信众都市化比例不断提升。都市生活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形式，对个体的生存状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一是生活节奏加快，闲暇时间减少;二是人与人的情感交流减少，快乐无人分享，苦闷无处倾述，造成情感的高度压缩;三是从平静宁和的环境转为嘈杂喧嚣的生活环境，个体的情绪变得浮躁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物欲追求得以蔓延，人们很难对自身的精神世界给予深度关切。这成为佛教传播和发展的契机，都市佛教应运而生。

　　都市佛教这一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塚本善隆提出的，塚本善隆把佛教分为三种：都市佛教、平民佛教和山林佛教，但“都市佛教”这一形式在原始佛教就存在。随着佛教的发展与外传，佛教呈现出“都市”与“山林”两个路向的发展模式。因此，都市佛教与佛教的关系时间上是共存的。

　　在释迦时代，都市佛教就是佛教的存在与传播方式之一。根据佛教文献记载，佛教产生的重大思想背景就是所谓“沙门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潮所反映的就是当时印度新兴的商业和手工生产者为代表的市民阶层。面对印度占据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思想体系，一大批新型思想者对传统的婆罗门教义进行了批判。佛教所代表的就是诸种“沙门思潮”中影响较大的一种。市民阶层的形成，标志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市民在城市中从事各种活动，新思想也围绕着城市铺展开来。据说当时就有很多著名的城市，就是佛陀传法的道场。黄夏年先生以《长阿含经》为文献依据，对释迦摩尼在都市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通过整理经文，黄先生认为《长阿含经》中佛陀到过的地方有31处，其中出现最多的是“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共有5部经里提;“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是舍卫城富商给孤独长者在王舍城听释迦牟尼佛说法，深归依之，请至其国，购太子祇多之园林，以赠释迦，使之说法。太子戏言，能以黄金布地方出让。须达多以金布地，而太子以园中之树施之，此园遂因之而得名。由此可见，当时释迦传教对都市的重视程度。

　　从佛教教义以及佛教发展史来看，都市佛教和大乘佛教也是互为依存的关系。都市佛教也是在佛教进入大乘阶段后而进一步兴起与发展的。处于原始以及部派佛教发展阶段的佛教弟子，其生活资料虽然很多从都市中来，但修行方式还是不离山林的。正如后人经常引述的“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也说明了佛教更多的给人一种“出世”的感觉。但是，教法的弘扬，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信众的增加。从传播效果来说，人口集中的都市，可以使传教效果最优化。因此，都市佛教的兴起，是佛教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向大乘佛教发展的标志和原因。大乘佛教比之于前两者，最重要的不同在于“以救世利他为宗旨”。②求佛果，行菩萨道，决定了大乘佛教必须是和“普度众生”不相分离的。

　　传播佛教者必须在现实社会中，通过自己的修行实践来推广大乘。都市与佛教，在此形成水乳交融的状态。大乘佛教形成的这种模式，也比原始、部派佛教更加适应都市生活。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特点是关于菩萨的教义，大乘佛教的实践者就是菩萨，因此大乘佛教有时候也称为“菩萨乘”。菩萨是梵语“菩提萨棰”的略称，“菩提”意为“觉”，“萨棰”意为有情众生。结合来说，菩萨就是通过六度万行，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于未来世成就佛果的大乘佛教修行者。具体来说，菩萨修行的主要内容包括：六度、四摄。六度又称六婆罗密，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等六种修行方法。四摄即布施、爱语、利行、同事，是菩萨摄受众生的四种方便，主要指饶益众生的利他事业。在《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大乘经典中，都强调并阐发着六度四摄等利他精神。和小乘出世性相比，大乘佛教更加注重的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宏愿。大乘菩萨精神，正如《大日经》第一卷所述：菩萨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比之于小乘果位的区别也在于发菩提心，以普度众生作为成佛的根本条件。大悲是指菩萨为救度众生出离苦海的悲悯心，为了悟自他无二而升起的同体大悲之心。方便是指菩萨为引导众生的善巧方便，随顺众生因缘而应机设教。由此可见，大乘佛教的立论基础就是世出世间的圆融不二。《维摩诘所说经 菩萨行品》中有“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话语。意为菩萨不舍大悲不离大慈，对众生孜孜不倦的进行教诲。同时，又积极修学空、无相、无作，又不以此为住。既不一味追求涅槃，又不离弃世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涅盘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

　　佛教在印度发展到大乘时期，虽然生成了大量的“世出世间圆融不二”的经典，但印度的文化整体有重出世的特征，“根据现有的证明，印度大多数佛教徒无论什么时候都尊奉早期部派，反之大乘自始至终只是一种少数派的运动;只是在印度之外的某些国家(中国和西藏以及其他从大乘佛徒引入佛教的国家)中大乘完全取代了较早的佛教。”渥德尔的这一结论，与中国佛教的发展特征很符合。

　　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传统的思想发生了碰撞，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佛教发展模式。先是在民间开始传播，后来很快得到宫廷和王公贵族的支持与信奉，于是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相传汉地最早的佛教寺院白马寺，就是建立在当时的都城洛阳城边。

　　此后中国佛教一方面遵循着“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的原则，保持着和朝廷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担负着“巡民教化”的职责，传播于民间。佛教在都市和山林同时得到发展。如东晋时活跃在庐山的慧远，驻锡于庐山东林寺“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三十多年，带领庐山僧团居于山林中潜心修行，成为当时南方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而与此同时在长安的以鸠摩罗什为首的长安僧团，在姚秦国主的支持下，翻译佛经，敷衍佛法，一时学者云集，长安僧团成了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这两大佛教中心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一个是遁迹山林，远离都市之喧嚣;一个则完全生存和活跃于都市之中，两者之间互相呼应，成为当时中国佛教南北两大重镇。

　　菩萨只有在众生中方能成就自我。都市是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都市佛教与大乘佛教实为相得益彰。中国佛教发展在南北朝以后也逐渐呈现出这一特征。尽管中国佛教史上也出现了“三武一宗”灭佛的“法难”，但并未改变都市在中国佛教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在现代，佛教的都市化进程更是应该加快，这也符合人间佛教的根本宗旨。

　　二、主体知识化与僧才素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只有社会精英才能获取，属于社会少数人。然而，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知识化社会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大众的知识化程度得到极大提高，这使得社会个体更加趋向理性。知识化、理想化的个体无疑为佛教的宣教活动增加了更大的困难，这主要是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造成的。理性和信仰看似矛盾，但二者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本性分歧。就佛教来说，佛教本身就是以智慧解脱为主旨的宗教形态，知识化、理性化的个体反而更加容易接受佛教信仰，只是这里的关键在于弘扬佛法的僧人素质如何，高素质的僧人成为佛教发展的重要基石。明教契嵩论及云门宗兴盛的原因时曾以“得人”加以概括，黄启江先生解释说:“凡禅师个人之传法风格、其宗派意识之深浅、悟道和接引学徒之途径与方法、对文字经教之认识、经营与领导寺院的能力等等，都是得人与否的考量。”

　　那么，具备哪些素质才是高素质的僧才呢?出于宣教对象个体知识化的要求，高素质的僧才较之于古代更加苛严。具体来说，高素质的僧才必须自觉以弘法利生为己任，首先应具备精深的佛教修行，其次对佛教教理教义教史有着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再次对现当代社会其他文化形式要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真禅法师在《培养青年僧人是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中的表述，就是要做到“两爱”、“三懂”。⑧所谓“两爱”，就是“爱国爱教”。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佛教徒，首先必须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要为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佛学院校的学僧同样如此。其次必须热爱我们所信仰的佛教，爱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种种理想等等。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两者不可偏废。有了爱国爱教的思想基础，还必须要有弘法利生的专业知识，还必须做到“三懂”，即：

　　一懂佛教教理和教史。在教理方面,要深入钻研以《般若经》、《法华经》、《维摩经》为中心的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体系;以《华严经》、《楞伽经》、《解深密经》为中心的华严宗和唯识宗的思想体系。还要化(花)大力气研究禅宗的经典及思想。而且不论研究哪一派系的经典理论,都要以人间佛教为着眼点。因为人间佛教的思想,是佛陀的心髓,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教史方面,要懂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部佛教史,要懂印度、日本、朝鲜和中国佛教史。只有懂得佛教史,才能使知识系统化,避免保守、僵化的错误。

　　二懂法务活动。佛教法务活动,包括各种法会、唱诵仪轨等,每个青年法师都要学会。

　　三懂寺庙管理。寺庙管理在佛教传统中有客堂、库房、禅堂、衣钵寮等四大寮口;现代寺庙管理则有法务、财务、物资、人事、接待、治安、生产、服务等各方面。每个青年法师都要对这些方面进行学习和探索。

　　可喜的是，人间佛教在僧才培养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75年10月，是“文革”后中国方面第一次邀请海外佛教巡礼团访华，赵朴初先生全程陪同。他对国际友人说：“中国有十亿人口，其中一定会出现复兴中国佛教的人才。我对中国佛教的未来毫不悲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过后不久，他恢复了中国佛学院，对僧人教育提出了“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等方针和措施。他提出人才第一重要，这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为此，他在年轻僧人中选拔人才，在他指导下举办了数期执事训练班。为了使更多的人理解佛教，他联合了一批教内外的专家学者，成立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他要求佛教文化研究以信仰作本位，以文化为载体，弘扬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

　　星云大师对佛教教育、人才培养也是尽心尽力，硕果累累。先后兴办了4所大学、16所佛教学院、9所佛光美术馆。星云大师还在三峡金光明寺内，成立了可容2000人的信徒大学。佛光山主办的南华大学，首创大学全免学杂费制度，2003年在私立大学整体发展计划评鉴七项审查中，获全优，成为中国台湾全岛惟一一所全优的私立大学。其在美国办的西来大学，2003年被接纳为美国西部学校及大学联盟会员，办学质量受到美国大学联盟的肯定。目前佛光系统僧众的整体文化素质得到大大提高。据《佛光山开山三十周年特刊》截止于1997年的统计，佛光山1336名弟子中，获硕博士者24人，大专及佛教学院的1259人，占了绝大多数。

　　三、文化多元化与佛教圆融精神的弘扬

　　当前中国文化呈现多元化的状态，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文化多元化有其自身的特色。首先,中国的文化多元化表现为不同价值观的激烈冲突。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是多元文化的一个典范。但在其混乱喧嚣的文化表象之下却有一些核心的价值观是极其稳固的,比如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等。因此,喧嚣的多元文化乱而不失其序。中国由于缺乏这样一种公认的价值观内核,造成了价值观的多元化道德标准的混乱。第二中国文化的多元化表现为信仰的多元化。虽然很多国家都同我们一样主张信仰自由，但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主要是宗教信仰。例如,有的国家大多数人信仰基督教有的信仰伊斯兰教，有的信仰佛教等等。而在中国，信仰是极其多元化的。一部分人信仰共产主义,一部分人信仰宗教,南方信仰佛教的人数较多,而北方许多地区近些年来信仰天主教的人数不断增加。还有相当部分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第三,中国的文化多元化表现为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与经济矛盾、政治矛盾、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纠结在一起,呈现出格外复杂的态势。第四，中国文化多元化还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同外来西方文化的尖锐冲突。这是全球化这个世界大背景和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国内小气候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这种复杂的多元文化社会中，社会个体不得不面对如何选择自身的宗教信仰，以及选择宗教信仰之后如何应对其他文化形态等问题。人间佛教继承原始佛教以人为本的思想，立足于佛陀教化世间的根本精神，因此，人间佛教的发展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帮助社会个体作出答复。笔者认为，人间佛教应倡导和弘扬佛教圆融精神来解决这一问题。

　　圆融精神是中国佛教的特质之一。佛教自传入中国，正是由于有圆融观为指导的圆融实践，兼容并蓄中土固有的文化，消解于自身的教义体系而成一“心包太虚”的雍容大度之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华严宗最为重视，其圆融观可谓中国佛教圆融思想的至极，也是华严宗思想的特色。华严宗人根据《华严经》描绘的报身毗卢遮那佛所居住的莲华藏世界图景，提出了四法界、十玄门等概念，并总结出法界圆融、六相圆融的思想。华严宗将法界分为四类：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法界、事事法界。理法界指事物的理体，即事物的本性或实质，万事万物本质一如，本性是空;事法界指千差万别的事相，即各具体事物的现象。据此提出三种圆融：一理事圆融，现象界事物与其本质(真如之理)圆融无二，有如波与水的关系，波即是水，水表现为于波，一体不二。唐代华严宗四祖澄观说：“理事无碍者，理无形相，全在相中，互夺存亡，故云无碍。”就是说，理无形无相，体现在事相当中，二者互相决定对方的存亡，理与事之间圆融一体、互不妨碍;二理理圆融，“理法名界，界即性义，无尽事法，同一性故。”一切事物的理体都是一样的，皆是空性，所谓法界一性，有如水之于水。但空性不是断灭无，而是真空之性，真空之性能现为现象界的万事万物;三事事圆融，“事本相碍，大小等殊;理本包遍，如空无碍。以理融事，全事如理，乃至尘毛，皆具包遍”一切现象虽然不同，但真理融遍一切现象，一切现象都是同一真理所现起，皆含融于空性真理之中，所以相互之间皆是圆融无碍的关系。华严宗将事物间的关系又分为“三对六相”，即，总(总体)与别(个别)、同(共同)与异(差异)、成(助成)与坏(独立)。一切事物都有六相，都可以从这六方面去认识。唐代华严宗三祖法藏在《华严金狮子章》中用金狮子比喻说：如狮子是总相，其眼耳鼻舌身等差别是别相，每一别相同为纯金子铸造是同相，眼耳等器官不相混滥是异相，共同构成狮子是成相，但又具有各自独立的功能是坏相。六相圆融，举一相即具六相，名为六相圆融。

　　中国古代的高僧大德不仅以圆融的智慧创立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佛教思想体系，还将圆融作为化导众生、处理事务的基本方法和原则，从而使佛教最终得以由一种外来宗教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佛教教理、修行等许多方面都有充分的体现。当前，人间佛教也应以圆融精神来指导大众，增强人间佛教与其它宗教、非宗教的交流和对话，取长补短，朝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